“高房價讓我家三代人都成了‘房奴’”，去年剛從外地調入北京某事業(yè)單位的羅先生提起消費直搖頭，“我調入北京后，貸款在單位附近買了一套兩郵業(yè)鈉詵浚贅隊篩改賦觶?0年，等我兒子工作了，也要幫我還貸。目前房子還沒有竣工，還得租房住，每月我的工資獎金還不夠還貸款、付房租，剩下部分只能由父母貼補。房貸的壓力使得我不敢談消費。”

　　羅先生只是當前許多消費力被透支的城鄉(xiāng)居民的一個縮影。在持續(xù)上漲的住房、醫(yī)療、教育支出壓力下，在隨處可見的消費“陷阱”包圍中，在生存焦慮惡化著消費心理預期的情況下，多數(shù)普通百姓只有捂緊“錢袋子”，盤算著如何維持今后的日子。

　　新“三座大山”擠占消費預期

　　有“三大提款機”之稱的教育、醫(yī)療、住房支出占居民總消費支出的比重不斷擴大，被人們形象地比喻為壓在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近年來，在城鄉(xiāng)居民八大類消費支出中，用于教育、醫(yī)療、居住等項目的支出過快增長，大幅擠占了其他方面的消費支出，使用于衣著、家庭設備等項目的支出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不少老百姓對新“三座大山”產生了強烈的支出消費預期，影響了整體消費需求。

　　西安市一位國企職工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們夫妻倆當了十幾年工人，每月收入加起來才2000多元，孩子馬上就要讀初中，光進校“擇校費”就要一兩萬元，以后高中、大學花錢更多，現(xiàn)在哪敢亂花一分錢？

　　近年來居民教育支出猛增，教育占消費支出的比重迅速擴大，加上司空見慣的“擇校費”、“贊助費”，以及屢禁不止的不合理收費，學生家長負擔越來越沉重，教育費用與居民承受能力矛盾日益突出。在高等教育中，教育收費的改革使得收費標準提高，不少城鄉(xiāng)居民家庭難以承受。據(jù)測算，目前我國大學學費和住宿費平均每年在1萬元以上，以可支配收入的相對支付能力計算，是世界大學最高水平的3倍以上。在基礎教育中，雖然我國實行了9年義務教育，但子女教育支出仍是城鄉(xiāng)居民家庭的沉重負擔。

　　持續(xù)、非理性上漲的房價水平與居民的收入水平越來越背離，使越來越多的購房族被迫背上沉重的房貸。近幾年，關于房市的調控措施一再出臺，但我國大部分城市的房價仍持續(xù)上漲。目前城鎮(zhèn)居民收入中有1/4的比重被用于購買住房，越來越多的購房族承受著巨大的還款壓力和精神壓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唐鈞研究員指出，虛高的房價抑制了居民正常、健康的社會投資和消費，透支了居民的未來消費。

　　群眾看病貴、藥品價格高也制約著老百姓的消費支出。重慶籍在京打工的王女士，去年9月生小孩，因為早產，做手術加孩子的養(yǎng)護費用盡了她和丈夫這幾年打工所有積蓄，還借了1萬多元。王女士說，出外打工最怕的不是生活苦、工作累，而是生病上醫(yī)院。中國社會科學院2006年底發(fā)布的社會藍皮書《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顯示，全國有65.7%的人沒有任何形式的醫(yī)療保險。日益上漲的醫(yī)療收費，已經(jīng)超過許多市民的承受能力。衛(wèi)生部最新公布的數(shù)據(jù)表明，我國約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醫(yī)，29.6%應住院而不住院。在農村這種情況更是突出。國家行政學院經(jīng)濟學部教授張孝德指出，目前我國醫(yī)療保險制度有明顯欠缺，除了醫(yī)療保險沒有落實外，政府對國有醫(yī)院的補償過低，在追求利潤的誘導下，患者不堪重負。

　　“老百姓本來錢就少，由于沒有社會保障，就更舍不得花錢。”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民分析：“我國居民儲蓄量一直上漲，就是因為人們只能自己給自己保障，不敢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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