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您現在收看的是《新聞1+1》。剛才我們在探討的問題就是國企自留的90%究竟是為什么？接下來的討論會繼續關注這部分利潤到底應該分給誰，我們的節目稍候繼續。

　　(播放短片)

　　解說：

　　在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聯想董事局主席柳傳志就提出，“政府收繳一半國企利潤，以增加居民消費。”他表示，大型國有企業2008年整個利潤9000多億，應當用一半作為他們再發展的投入，一半財政應該是收回。

　　事實上，近兩年來媒體從各個角度和層面對國企利潤分紅發表了眾多評論。

　　2008年1月，《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章《央企紅利應該給全民分紅》，文章稱，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屬于人民，群眾理應享受國有資本收益，現在是必須回到正規軌道的時候了，在建立起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體系后，國資委收取的央企紅利應該給全民分紅。

　　2009年3月，《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全球最賺錢的中國企業為誰賺錢》。文中說，微薄的分紅現狀使得國企很難“為全民賺錢，這對于廣大公眾的福祉構成了一種不利，既是直接遭受壟斷盤剝的不利，也是壟斷勢力作大后妨礙市場競爭秩序形成所帶來的不利。

　　網友吳酩最近在人民網發帖《誰來回答國企賺的錢都哪兒去了？》，全民所有企業到底是在為全民賺錢還是在為他們自己，為他們的上司賺錢，90%以上的巨額利潤都哪里去了，是不是被利益群體瓜分了？

　　2009年1月，《上海證券報》發表評論，《從消費券發放到分享國企紅利》，國企的紅利是國有資本的收益，應該惠及全體人民，把國企的紅利平均分給全體老百姓，再自然合理不過。

　　2009年2月，《澳門日報》發表社論《順應民意，讓國企紅利向大眾傾斜》，文中稱，政府應順應民意建立更加合理的國企薪酬機制和監督機制，使國企紅利更多的向大眾傾斜，讓廣大民眾尤其是低收入者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

　　2009年3月，有網友在“烏有之鄉”網站發表文章《國有企業利潤全民分紅具有重要的現實與戰略意義》。文中稱，國企利潤直接分配給全體公民，一方面可以迅速拉動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可以減少企業內部資金留存，防止企業投資主導的通貨膨脹，因而兼有促進經濟與抑制通貨膨脹兩者同等的效果。

　　主持人：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連線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

　　王主任，我們都知道，國資委的監管作用目前是比較難發揮的，所以有人建議，應該把國資委直接隸屬于全國人大，您覺得這個建議是不是可行？

　　王忠明：

　　各種議論都應該允許發表，我想作為國務院的特設機構，國資委這些年的工作也應該是有目共睹的，跟利潤分配及其他各個相關的一系列關于國資監管的工作，事實上在目前階段都定位在探索的范疇內，所以說應該允許大家都有各種各樣的建議。

　　主持人：

　　這個探索您說得有道理，但是我們知道這個財產實在是太巨額了，因為它探索一年的話，恐怕我們作為老百姓，我們的利益就要損失很多，探索下去還要多長時間？

　　王忠明：

　　比如說您原來是沒有的，你現在要有一些，要上交10%，如果大家覺得還不夠，或者是現實還有這種可能性，你自然還可以再多。

　　主持人：

　　我看了一些資料我們知道像法國，它的國有企業應該交的稅交完以后，它的利潤要上交50%給國家，這是法國的例子，其余像瑞典、丹麥、韓國這些國家，他們國家的國有企業至少要交稅后利潤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給國家，我們是不是也需要借鑒一下這些國家的經驗？

　　王忠明：

　　對于有一些國有企業，事實上可以往這個方向上靠，但是對于還有相當數量的國有企業，今天主要要解決的是一個重組的問題，聯合重組行政性推動，以及資源結合的重組，這些問題如果沒有及時的解決的話，還談不上這一步。

　　主持人：

　　您剛才說到一個不妨進行各種各樣的嘗試，但是現在您覺得是不是應該到了一個時候，就是通過立法的形式，把國有企業應該怎么樣留利潤，怎么多少上交給國家，多少留給自己，多少給投資人進行分紅，您覺得到了這樣的時候了嗎？

　　王忠明：

　　如果已經有這樣的條件，其實誰都希望通過立法的方式來給它界定。

　　主持人：

　　您指的條件是什么條件？

　　王忠明：

　　比如說國有企業在相應的產業分布當中已經能夠達到像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穩態，現在國務院國資委最早成立的時候是198戶，現在已經到了140多家，接下去還要往前走，在數量、規模上還要縮減，這些都是戰略性的國有經濟的布局及結構調整，這些工作如果相應能夠到位，我覺得提出這些問題條件比較成熟了。

　　主持人：

　　王主任，另外很多人建議，覺得解決這個問題的最終方案應該是國有企業漸漸退出市場，您怎么看？

　　王忠明：

　　恐怕這也需要有一個時間進程，事實上一方面國有資產要實現一定的戰略集中，還不完全是一個退出的問題，國有企業的數量、規模可能是往這個方向走的，越來越少，到了一定的規模之后，國有資產并不等于等比例減少，我們還進行必要的戰略集中，集中到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中去，這個都需要有一定的時間，所以說我認為對于利潤分配這些問題，事實上我們也需要有一定的耐性。

　　主持人：

　　好的，謝謝王主任。

　　剛才我們說國企的利潤大家紛紛詬病，您覺得解決的方法和方向在什么地方？

　　王志安：

　　我覺得剛才王主任說得非常有道理，但是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困難，需要引起整個政府和全體社會的國民來注意，長期以來，國企占有了大量的利潤，而沒有上繳利潤的話，現在分配上繳的比例又這么多，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某些利益集團的游說作用，這些企業的利潤現在沒有上交給國家，留存給企業了，這些錢留存在企業之后，實際上很大一部分程度上變成了這些企業經營者自己可以支配的資金，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權利，如果這個錢要上交給財政部，也就意味著這項權力的喪失，所以說這些經營者出于對自己利益的維護，它也會盡量去游說政府的部門，盡量維持現有的既定格局，所以我說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警惕的傾向。

　　如果從解決的角度來講，我覺得最根本的方法就像王主任說的，我們整個國家的國有企業競爭性行業應該逐漸的退出這些領域，而這些領域只要我們允許民營的資本金進入，形成一個充分競爭的格局，國有企業從這里退出，其實已經不存在國有企業向政府上繳利潤的問題。

　　主持人：

　　現在我們看到事實，就是剛才我們提到這三家大的央企，實際上他們都屬于資源型的行業，它屬于壟斷型的，恰恰他們產生的利潤是最大的。

　　王志安：

　　資源型行業在國外其實通行的做法是要對這筆資源產生了自然壟斷，要征收特別收益金，比如中石油在去年油價上漲得非常厲害的時候，其實當時財政部也制訂了一項政策，就是對油價上漲到多少塊錢以上，要征收特別收益金，這是一個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只不過我們應該把這個做法規范，所以有人建議把這個特別收益金名字叫“暴利稅”，其實“暴利稅”不準確，應該叫資源所得稅，因為這部分資源按照我們國家來講，它屬于全體人民，這一部分錢實際上不是企業正常靠經營獲得的，它實際上靠壟斷這部分資源獲得的，這部分錢政府就應該通過稅金的方式將它收上來，這部分收益應該歸全體國民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