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企業家

　　經濟觀察報：莫干山會議結束后不久，《經濟日報》就摘登了會議的四篇論文，我們看到其中有你的論文。

　　張維迎：我的文章是編輯根據我提交莫干山會議的論文刪節而成的，題目也改為 《價格體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節》，有關雙軌制的那段話還保留著，但刪去了具體的步驟。

　　在莫干山會議前，我就認識了石小敏，他曾經拿著文章向高尚全推薦我到體改所工作。當時高尚全正在組建體改所工作，因為當時“為錢正名”事件的陰影還沒有完全散去，他向高推薦時說話很慎重。所以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我畢業后能夠進入國家體改委體改所的“敲門磚”。

　　經濟觀察報：研究生畢業后，你就進入了體改所工作？

　　張維迎：我是1984年12月份畢業的，按規定應該1月份畢業，我是為了趕早到國家體改委工作，因為提前上班，雖然相差沒幾天，但是工齡早算一年。我是1984年12月29日報到的。

　　經濟觀察報：參加了莫干山會議，畢業又進入國家機關工作，看來你在1984年的收獲很大呀。

　　張維迎：1984年對我的人生來說確實非常重要。因為1983年的政治氣候陰晴不定，“反精神污染”搞得人心惶惶。1984年就好多了，我的碩士論文講的是價格改革，如果是在1983年的氣氛下，我是畢不了業的。因為我提的是市場價格由供求關系來定價格，這是犯忌諱的。雖然考慮到當時意識形態的約束，我將市場價格制度冠以“計劃市場價格制度”的名稱，解釋為“計劃指導下的市場價格制度”，但是仍然有很大風險。1984年我還參加了一個重要會議，就是莫干山會議前4個月在安徽合肥召開的 “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和中國改革研討會”，一般人都稱之為“全國改革者大會”。

　　經濟觀察報：這個會議是溫元凱牽頭組織的，實際上是個民間會議。

　　張維迎：看到會議召開的消息后，我給溫元凱寫了一封信，并隨信寄去了我在1983年寫的有關企業家的一篇小文章，說想參加這個會議，他說歡迎你來。我當時因為發表《為錢正名》挨批小有名氣。我去了以后，跟我住一個房間的是《北京日報》理論部主任李志堅(后來曾任北京市委副書記)。他看到我寫的文章 《經濟改革與中國知識分子》，就鼓勵我把這篇文章修改成六千字在《北京日報》發表。但是因為我同時把稿子給了《經濟日報》，結果《經濟日報》搶先發表了。

　　經濟觀察報：也引起了強烈反響。主要內容是什么？

　　張維迎：其實文章1983年就寫成了，是我與當時在西北大學經濟系當教師的侯耀軍合作的。當時，中央不斷呼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提高知識分子待遇，但是打擊迫害知識分子的事仍然時有發生。人們普遍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遇到的阻力歸結于思想認識問題、“四人幫”流毒、左傾思想殘余以及傳統的思想偏見。但是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在中國之所以成為問題，關鍵不在于思想認識，而在于制度；知識分子問題癥結在于社會對知識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因此，我的結論是：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體制改革。

　　經濟觀察報：你在“全國改革者大會”上講的就是這個問題嗎？

　　張維迎：不是。會議參加者中有很多企業界人士，輪不到我長篇大論。但在會議自由發言中，我就舉手發言，集中談了企業家的重要性。在8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學術界有關經濟改革的理論探討和政策建議大多集中在如何擴大企業自主權和收入分配上，而企業家這個市場運行的主體則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似乎只要有了“自主權”，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而我從1983年底形成的對市場經濟的認識與此不同，在我腦子里的市場經濟概念有兩個重要的東西：價格和企業家。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一個最大區別是，計劃經濟的運行主體是政府官員，而商品經濟的運行主體是企業家，改革的主題就是造就千千萬萬的企業家，改革的過程也就是經濟運行主體企業家化的過程。我還認為，造就企業家隊伍首先必須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念，變“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所以我在會議上的發言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六分鐘，但是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當時厲以寧老師也在，在那次會議上我給他留下了初步印象。

　　經濟觀察報：在當年，“企業家”可不是什么好詞啊。

　　張維迎：經過多年的僵化教育，“企業家”確實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我這個人很“倔”，自從事經濟學研究以來，我一直在表達自己的真實觀點，不人云亦云，也從不重復別人的觀點。

　　經濟觀察報：我們最難做到的就是表達自己的真實觀點，許多經濟學論文和文章也充滿了套話和假話，很少有人勇敢地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

　　張維迎：說老實話，我也沒有膽量說“皇帝沒有穿衣服”，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在這次會議上發言后，《讀書》雜志的編輯王焱馬上找到我，說我的發言很好，他們最近出了美國大企業家哈默的一本傳記 《超越生命》，邀我給《讀書》寫一個書評。我不會寫書評，也沒有寫過書評。他告訴我，寫書評既可以就書論書，也可以借書說事。于是我就借書說事，寫了《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一文，就企業家的地位、職能和素質作了較全面的論述。這篇文章發表在《讀書》雜志1984年第9期上。

　　經濟觀察報：那時《讀書》的作者都是名家、大家，在那上面發表文章是無數青年學子的夢想。

　　張維迎：我以哈默作引子，講了三個觀點：第一，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國王”；第二，創新是企業家的基本職能；第三，冒險精神是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這篇文章可能是國內發表的鼓吹企業家的第一篇文章，所以發表之后影響比較大。1984年下半年，我應邀在北京大學等多所大學就 “企業家與觀念現代化”發表演講。我明確提出，企業家是企業的靈魂，是經濟增長的國王，是新時代的英雄！

　　經濟觀察報：到處演講沒有遇到什么阻力？

　　張維迎：好像沒有。80年代很奇怪，有時候空氣很緊張，有時候又非常寬松。后來《北京日報》摘發我的演講稿時，編輯讓我改，把“企業家”改成“實業家”，把冒險精神改成 “探險精神”，因為那時中國人的觀念里邊，“企業家”是個貶義詞，一講到“企業家”就想到上海灘、冒險家什么的。

　　經濟觀察報：不知道企業家的重要性。

　　張維迎：也不知道市場體制下做決策的是企業家，不知道企業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我談企業家，一個背景就是針對官僚經理的。企業不是有官僚經理就行了，而是需要真正的企業家，企業家要有創新精神、有冒險精神。搞改革了，政府給予企業自主權，當時有些企業很混亂，不知所措，為什么呢？因為中國的官僚經理不是企業家。計劃經濟體制下經理是被授予的一種官銜，企業家卻是職能的人格化。如果一個企業領導人長期占據經理的位置，安于守成、循規蹈矩、沒有創新，他的勞動就是服務型的勞動而非創造性勞動，他就算不上一個企業家，只是一個徒有虛名的“企業家”，因為他沒有完成企業家的特殊職能——創新。

　　經濟觀察報：有外國人說中國的企業是沒有企業家的企業？

　　張維迎：我這話是我編的。但一位日本經濟學家確實說過，中國沒有真正的企業。此話聽起來有些刻薄，其實說的是事實。計劃經濟下的官僚經理是沒有什么冒險精神的。可是價格一旦放開，市場決定企業生死，做決策的人一定得有判斷力、有冒險精神、能夠做出一個正確的決策來，這才是真正的企業家。所以演講的時候我說造就企業家需要觀念現代化。沒有觀念的轉變就不可能有企業家，企業家是新時代的代表，表現在他所代表的觀念與其他人不一樣，他們代表著現代社會的新觀念。對國家所進行的改革，好些人不太適應，其中最不適應的是觀念的不適應，改革對大部分人是有好處的，但是為什么改革阻力很大？顯然不能只從既定利益理解，很多是觀念的問題。所以我就大談觀念，呼吁在經濟變革中人們要轉變十大觀念：財富觀、時間觀、平等觀、勞動觀、消費觀、金錢觀、英雄觀、經濟道德觀、鄉土觀、人才觀。

　　經濟觀察報：你扮演了一個啟蒙者的角色。

　　張維迎：十大觀念的變革，包括財富觀、平等觀、時間觀，現在看來是很平常的，但是當時說出來不容易，在這個意義上我確實是在做啟蒙工作。當然，啟蒙者有許多，我只是其中之一罷了。很遺憾，現在流行的一些觀念又在走回頭路。

　　經濟觀察報：到1985年，改革已經由農村擴展到城市和企業，官方開始提“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了。

　　張維迎：但是談論企業家的話題仍然不輕松，一些人談到“企業家”時充滿敵意。因為我在《讀書》雜志上發表的《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反響很大，王焱又建議我寫一本書，我說沒能力，那個時候覺得寫書多難啊。但是他說你可以，就在這個文章論點的基礎上擴充素材，完善觀點。我還是覺得一個人比較弱，就找到中央黨校的研究生盛斌，兩人合作。盛斌也是研究經濟學的，他對清末的大商人盛宣懷等歷史人物都很熟悉。我們那時年輕，一腔熱血，匹夫之責，書稿到1985年底就基本完稿了，書名就叫《經濟增長的國王——論企業家》。但是出版過程一波三折，前后拖了3年，又被斧正了一些提法，也刪掉了一些在當時被認為不太合適的章節，主要是有關所有制方面的東西，才最終在1989年初面世。可是不久又趕上了89風波，就沒有市場了，所以這本書沒怎么賣，直到2004年才再版。

　　經濟觀察報：命運多舛。

　　張維迎：時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