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調最低工資，可以吸引勞動力

　　董倩：

　　它的好處就是可以，叫騰地法，就比如把沿海地區勞動力密集型的騰到中西部去。

　　白巖松：

　　因為你看我們剛才就透過這一個工資的類型，在一個省里頭都能差出300多塊錢去，你就明白了，我作為一個企業主要考慮問題，如果給我的企業員工開這么高的工資，我就扛不住了，那我就不在杭州待著了，可能就要去找便宜的地方，甚至離開浙江了，就有一個新的產業轉移這樣的一個過程，工資會帶來這樣的效果。

　　董倩：

　　然后騰出來的地方可以讓中西部還有其他地方非常優秀的這種高科技的、科技含量高的企業進入。

　　白巖松：

　　然后很重要的一點，你不能不談到，現在農民工不是無限增長的，隨著現在務農收入的增加，務農收入這幾年開始增加，他就要去計算，我是不是還離開我的家，我可能就不出去打工了。然后這個人口也不是無限的，所以這幾年咱們做節目的時候，都感受到廣東、福建、浙江民工潮，如果你不能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話，你對逐漸失去的、流逝的這些農民工就更沒有吸引力了。你作為一個產業的大省，你沒有不斷提升的工資去做吸引力，人們為什么要來呢。

　　董倩：

　　剛才我們說到的是，從好的有利的角度看漲的最低工資標準，而且我們看就是從1994年到現在，14年，浙江省漲了10次工資，這應該是好的舉措。但是如果我們再看一下，在浙江還有廣東這樣的經濟大省、經濟強省，這樣的背景下，即便是調完以后，最高的也沒有上1000塊錢，您個人怎么看？你覺得這是高，還是低，還是合適的一個標準？

　　白巖松：

　　其實各個地在調，從勞動力的供給的情況下，也代表了一種市場需求，你就會發現，正是由于出現了民工荒，民工不去了，就要提升工資。那么工資的提升，跟勞動力期望值的提高也是有直接的關系。但是反過來說，既然能把錢定能最低工資標準，說明我們還是有相當多的勞動力，即使面對這個工資，他還是愿意離開家，到異鄉去打工的。所以還要考慮勞動力供給的情況，是不是合適，我們不妨拿一個大圖全看，就能看出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差距。

　　在四川它的最高工資也不過是650，最高的這是成都市，而到了底下就變成了450，而浙江、上海都很高，然后廣東860，到遼寧最高的只有700，河南最高的只有650。從某種程度也在反映著這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狀況。

　　董倩：

　　你覺得長遠來看的話，因為我們知道工資如果能夠有一個最低標準的保證，而且連年提高的話，會一個是人心穩定，再一個會使企業形成自己這種職工的培訓，讓企業進入到更加良性的循環和發展。

　　白巖松：

　　一會兒因為我們要涉及到廣東的問題，會更加明確的談到這個問題，現在很多的這種經濟大省正在面臨一個非常艱難的產業轉型的過程，那么工資的這種提升其實也是其中的一步棋。

　　廣東省排斥廉價勞動力

　　董倩：

　　剛才我們關注的是浙江省從9月1號開始實施的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這樣一件事情，接下來我們會繼續關注廣東。廣東省不僅在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且它提出了一個工資倍增計劃，我們來了解一下。

　　解說：

　　相對于國內媒體對浙江省政府公布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新聞進行報道，前不久廣東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新聞，更是引起了國外媒體的關注。英國《泰晤士報》網站8月25號的報道認為，廣東省的最低工資標準已成為影響中國經濟未來走勢的關鍵數據之一。報道還提到，按照價值計算，中國超過30%的出口產品是在廣東的工廠生產的。然而隨著工資的增長，工人們卻沒有以過去的速度，從農村涌向城市。因此，各家工廠不得不以兩倍或三倍的工資吸引工人。有專家認為，這將破壞中國出口商品賴以保持競爭力的根源，既廉價的勞動力。

　　作為經濟大省的廣東，不僅調高了最低工資標準，還在今年4月份的《2008年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計劃》中提出，全省在崗職工年人均工資增長12%的目標。就工資增長這個話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上周五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廣東提高工資積極實施《勞動合同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增加企業的營運成本，但實際上這也就是說，企業必須提升技術水平。

　　面對今年全國各地紛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動作，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建文說，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一道坎兒，也是提升產業結構的一個重要機遇。如果地方政府能順勢而為，淘汰一些傳統產業，培育一批新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這樣就使產業走向一個新的高度。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被賦于了更為豐富的含義，而企業卻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一方面要面對原材料和能源價格上漲以及通脹壓力，同時還要面對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另外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羅必良教授也指出，工資的提高必須和產業結構升級相結合，而這種升級存在一個滯后期，也就是過渡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為高新技術產業的過程中，有可能使得一些企業被淘汰，并流失一部分投資，這就會犧牲短期的經濟發展空間。

　　產業結構的調整，給部分企業帶來陣痛的同時，還可能會影響到普通勞動者。有分析認為，大量技術型人才，可能因為高工資慕名前來找工作，卻因為產業結構升級未完成，沒有那么多合適的崗位，從而流失這些人才。但同時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較低的勞動者，在升級中，可能就很難找到工作。那么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對于調整產業結構，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地方政府和企業又該怎樣積極主動應對？解決這些問題也許還需要我們更多的努力和智慧。

　　最低工資上調至1500元，省會城市有空間

　　董倩：

　　接下來我們就連線采訪一下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的蘇海南會長，蘇會長您好。

　　蘇海南 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

　　您好。

　　董倩：

　　剛才通過我們的短片恐怕您也了解到了，現在廣東還有浙江紛紛提高了最低的工資水平。我們也知道，前一段時間有一位全國人大代表說，全國省會級以上的城市最低工資標準應當在1500塊錢，您覺得哪個是合適的？

　　蘇海南：

　　我對這個問題看法是這樣的，從發展方向上看，提到1500是有這個空間的，因為我們的GDP增長速度仍然比較高，而且人們對共享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成果的需求也日益提高，今后有需要也有條件提高到1500以上。但是話又說回來，這一提高一定不能一刀切，也不是馬上實施。作為一個期盼應該是完全應該的，但是如果作為一個政策馬上實行，我覺得還不太可行。因為現在全國最低工資最高的是深圳，深圳市是850塊錢，如果一下提到1500，差不多要翻一番，所以這需要一個過程再逐步的提到這樣一個高度。

　　董倩：

　　蘇會長我們知道從今年9月1號開始，浙江省的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了960塊錢，您覺得對于浙江省比較富的省份來說，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水平？

　　蘇海南：

　　這個水平呢，960，因為我沒計算現在是提高了多少比例，如果達到960，那倒是比較高一些。因為最近這幾年來，按照對全國的最低工資規定，不少地方都提高了幅度。但是浙江省畢竟是我們一個經濟發展大省，經濟發展速度也比較快，人才集聚的需求也比較高，如果它是按照當地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人才集聚需要，以及物價上漲幅度來綜合考慮的話，安排這樣一個水平我覺得也是可行的。

　　董倩：

　　蘇會長，說到有一個標準的問題，因為每一年漲這個最低工資標準，它依照的是什么標準呢？因為我們也了解到有幾個標準，比如其中談到一個有恩格爾系數標準，還有一個國際通行標準，所謂的，比如按照月平均工資的40%到60%，我們國家制定的標準是什么？

　　蘇海南：

　　我們國家制定最低工資是按照2004年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最低工資規定，主要考慮六個因素，一個就是就業者及其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第二是物價指數。第三是個人繳納社會保險費等費用的水平。第四很重要的是當地的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第五還考慮經濟發展水平。第六是就業狀況。這六個因素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勞動者及其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和價格指數，這兩個是最主要的。

　　我們采取的方法現在主要是兩個，一個是比重法，一個是恩格爾系數法。比重法就是找一個居民的最低生活費用支出水平，乘上贍養人口系數，再加一個調節系數來定。你剛才說的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法，應該講不是我們國家的一個計算最低工資的方法，而且在國際上也不是一個通行的方法，它只是說最低工資確定以后，相當于社會平均工資的大概一定比例，一般說40、60，這不是強制執行的結果。所以我們現在特別是在我們平均工資的統計還不能完全反映實際平均工資水平的情況下，我個人認為，你用這種方法還是用最低工資規定里面的比重法和恩格爾系數法。

　　董倩：

　　蘇會長，現在有一種說法，從2004年實施的最低工資規定，明確規定是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要調整一次，但真正的執行情況，據您了解是什么樣的？

　　蘇海南：

　　應該說這是兩個概念，一個是各省市確實都是按照最低工資規定在執行。去年29個省市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今年又有12個省市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這是從宏觀層面上，這個是不存在問題的。但是從微觀層面講呢，應該說絕大多數企業還是在按照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在執行，但是不排除還是有少數的企業、個別的企業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主觀上的，以及客觀上的，也有個別少數的是沒有執行最低工資標準，這種情況可能就違反法律規定了，就需要現在叫人力資源和涉外保障部門的勞動監察隊伍去監督檢查，去糾正。

　　董倩：

　　好，謝謝蘇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