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等一等，您剛才不是說一個大棚是一萬多塊錢嗎。

　　劉瑞山：我說是鑒定的時候，理賠有一個定損，大棚薄膜了給2800元，架子全部壞了理賠一萬。

　　崔永元：這個風災損失只是薄膜壞了，鋼架沒有問題。

　　劉瑞山：對。

　　崔永元：西瓜呢？

　　劉瑞山：那個的時候我種的是甜瓜，大部分都是。

　　崔永元：因為種的是甜瓜，所以西瓜沒事。

　　汪蠶清：我們種的是甜瓜，那時候苗子到4月8號左右，剛剛要結果。

　　崔永元：那是最關鍵的時候。

　　劉瑞山：多少有點損失，但是及時把棚架起來陽光照射還是重新生長，還能結瓜。

　　崔永元：那就是賠了薄膜的錢沒有賠瓜錢，或者說你瓜就沒有上保險，或者說就沒有這個險種。

　　劉瑞山：因為設施農業本身，如果這個設施入保了，就等于是農田作物進行保證了，受害問題就少了，它有高架支著、薄膜蓋著，下雹子也不怕，下雨也能遮著，風災倒了以后支起來繼續生長。

　　崔永元：我給您算算賬，從你的角度咱們考慮這個問題，就保西瓜多好，把西瓜上保險以后，我們天天盼著下雹子，賠西瓜的錢多好。

　　劉瑞山：這不行，從我的觀點是不行的。

　　汪蠶清：我覺得小崔這個主意最好，我回去以后就鼓動湖州的農民上保險，光保西瓜不保設施了。

　　崔永元：有道理是吧，這樣保完了以后坐家里等著刮風就行了，農民還是淳樸的，沒有我們這么壞。

　　吳焰：保險有一個定位，剛才支書講了，它實際上不能把預期收益在農業保險當中作為一個保障，基本上它要保證的前提是，農民的基本投入不能夠打水漂，損失之后要能讓他得到救助，是建立在這么一個前提之下的。

　　崔永元：也就是說我雖然想得很熱鬧，但是保險公司根本不會給你這么做。

　　吳焰：農民也不期望天天刮風下雨。

　　周延禮：農民將來主要寄希望他的農產品能夠賣出一個好價錢，將來農產品能夠到收獲季節，西瓜該收了，市價也好，賣出的價錢比他僥幸心理單獨投保的果實保險能更好一點。

　　崔永元：你們是怕我這個觀點在全國普及是吧。

　　周延禮：你這個觀點很好，但是一般的情況下，保險公司對風險單位進行一個風險評估，假如說有的塑料大棚、鋼架里面種上果實，這可能要保農產品果實的時候，費率就低，但是不蓋大棚，沒有剛架，就保果實這個費率就高，這也是一個叫風險評估、風險預防這方面的一些措施。

　　崔永元：您看您是保監會，為什么不站在我們這邊，老向著他們說話？

　　周延禮：這個主要是防災防損，對投保人來講，很重要一點不是將來為了拿賠款，更主要是防災防損的辦法減少損失。

　　崔永元：周先生您說，現在這個農民遇到災害的時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中國人保吧，是黨和政府。

　　周延禮：但是黨和政府關懷的時候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保險業也是黨和政府為了保證經濟健康快速協調運行，一種市場化風險轉移的手段，在西方國家這都有成熟的做法，是遇到風險的時候用一種替代的方式風險轉移，把風險轉移通過另外一種形式，不是完全由保險公司承擔，保險公司安排分保，保險公司通過風險的證券化形式，其他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形式形成一種全社會、全方位的風險轉移機制。

　　崔永元：吳先生怎么看這個問題？

　　吳焰：我認為中國目前的財政狀況應該更重視保險機制，保險機制一個很重要的效應，把有限的社會財政資源成數放大。我們這次災害其實也是看得出來財政和民政的撥款，幾乎是一塊錢對應的是一塊錢的損失，甚至是不及，只是一種我叫它是一種安慰性的扶助，但是保險機制可以使一塊錢乘數放大。實際上就是通過這種保險機制，在社會的財政資源十分有限的情況下使它的效益極度放大了，我們現在的政府我認為更應該在我們財力不很強的情況下怎么做到四兩撥千斤，事半功倍，保險機制這是非常重要的，國外成功的經驗也在這里。

　　崔永元：我怎么聽著這事像一個圈套，這個保險公司在拓展業務的同時，不光盯著保戶的錢包，還在盯著政府的保險柜。

　　吳焰：這個問題是你的錯覺，我覺得你今天很多都流露出對保險業的一種不信任，你這個心態我感覺好像是社會上普通的一種心態，因為保險你不賺我的錢，我的錢沒有風險損失，你不是就把錢拿走了，實際上在這個過程當中，要看到保險業是帶政府性質的服務性工作，這種準公共服務品的提供和管理，如果說沒有保險公司這樣一個專業化的運作，政府層層設機構、人員把保單送到農民手上，損失以后他再去核定，然后再去賠付，造成的運作成本將會極大的高于這個方面。

　　周延禮：保險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管理的重要手段，它也是提供公共服務的一種保障，在穩定經濟、風險防范、加強風險管理非常重要的一個措施。

　　崔永元：你應該理解我的這種善意。你看我用這種敵對的方式提問題，您今天說得多痛快。要不然咱們都順著一個方向說您可能早沒有樂趣了，其實我還是會說好聽的話，但是我們請的觀察員就不一定了，我來介紹兩位觀察員，一位是北京師范大學的副校長、國家減災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史培軍先生，歡迎你，另一位是21世紀經濟報道的記者張慶源歡迎你，你們聽完我們的談話一定有很多問題要問，現在可以問。

　　史培軍：我先不問問題，他們兩位一位是我們報協的行政監管部門，還有我們中國最大的保險公司人保公司，聽了他們倆和你的這段對話感受兩點，他們既希望加強保險業在中國市場經濟建設中的地位，也是剛剛開完會的服務型政府建立的重要一條保障措施，第二件是他們認為保險業可以承擔我們國家的重大自然災害的風險管理，我不完全這樣認為，在減災這樣總的概念中，思想措施在我們國家都在采取，第一件就是過去最傳統的安全建設。第二件可能是我們每個人都感受到的救災、救濟。第三件事是2003年以后政府搞的應急管理，因為我們非典以后中央政府加強了應急管理。第四件事就是保險在災害風險管理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在這四個中間，我們的各級人民政府主要重視了安全建設，救災救濟、應急管理，但對我們的保險在市場經濟的建設中，它管理風險的地位認識不都。

　　崔永元：史校長您剛才說的這四項順序是怎么排的，是按重要性排的嗎？

　　史培軍：是按我們國家過去工作的順序排的，中央政府過去在一開始我們就重視各行各業的安全建設，然后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還不到一定程度，我們必須災后搞好災民的救災救濟工作。

　　崔永元：排序是這么排，但并不意味著保險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史培軍：對，是因為我們希望建立綜合減災這樣的體系，希望保險在這個體系當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是發達國家管理風險綜合減災的基本經驗，我們國家經過30年市場經濟的建設，剛剛公布的數據，我們的市場經濟的程度已經達到了75%，以上OECD國家的研究，任何一個國家市場經濟的水平達到了70%以上就可以開辦自然災害的風險管理。我們國家因為地域很大，發展不平衡，所以不能一刀切，我仍然以為這四種方式都是我們國家綜合減災不可少的方式。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很大有差異。但是有一條是沒差異的，我們國家已經有能力進行巨災的風險防范，在巨災風險防范中政府仍然要起重要的作用，要創造良好的財政政策、稅收政策和金融政策。我們的企業或者社區的家戶應該有一定能力的人要參與保險。第三塊保險公司要積極地創造這種帶有一定政策性的險種，像我們的農業保險就是政策險種，我們六個試點的省中央政府拿一點錢我們就可以開辦起來。現階段這次南方雪災后我覺得我們中央政府應該抓緊開展建立救災的風險管理的保險制度。

　　崔永元：張記者有什么問題？

　　張慶源：因為我們今年也在報道兩會，我注意到吳總作為政協委員一共提了十一個提案，其中一個提案就是說在財政資金的支持下，建立一個國家的巨災保障體制。

　　吳焰：現在災后是財政補貼把財政補貼換成保費，然后建立財政資金的支出和保費之間的關聯。我知道保險是作為一個金融機構，總歸是有一些經營風險的，從宏觀上要建立起這個體系之后，會不會比原來的財政補貼增加了很多風險。這個制度，我提這個建議也是基于這次總理報告當中一個五年回顧，五年來對三農的支持是16000億，其中講到五年來對農村的災害補貼、救助551億，其實我在聽到這個數字的時候我心里是有觸動的。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一個跟經濟的角度講，或者更有效的角度講，我們建立一個保障機制，風險救災的這樣一個救助機制，這種救助機制不至于使受災的區域和公眾得不到有效救助，也不至于使保險公司由于承擔巨額保險、風險倒閉，或者大面積倒閉，這個問題也不至于使得政府在一個大的災害發生之后，難以以當時的財力實行大范圍救助，所以我是基于這個想法提的。

　　史培軍：我還想補一句，它這個問題的根源，政府的財政資金在災害的災前、災中、災后都可以發揮作用，災前可以提高防御災害的能力，防御能力低保險公司就很難介入，因為我們要符合大數定律，你天天都招災，我保險公司沒法干。災中就要搞應急管理，不論到什么階段政府都是應急管理的主導地位，誰都替代不了，世界各國如此，災后的恢復重建有多種模式，我們有救災救濟，我們可以通過保險賠付來提高它的恢復重建能力，當然還有社會捐助提高的能力，現階段的問題是中央的財政資金在這么多災前、災中、災后中你投向哪一塊效益更高，我認為先階段在我們有了基本的安全建設，基本的應急保障和基本的救助體系上要把錢更多的投向我們通過保險途徑的恢復重建方面來，問題在效率會更過，效益會更高。

　　周延禮：今年總理的報告當中也特別強調要給政策性農業保險擴大他的試點、擴大保險的覆蓋面，所以這也是中央對支農惠農防范農業風險災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舉措。

　　崔永元：今天跟你們交流我覺得非常高興，我們希望保險業在發展一步，將來給我們理賠的時候更通融一點，這樣大家就會皆大歡喜，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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