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下午2點，“降低移動電話國內漫游通話費上限標準聽證會”在北京舉行，參會的消費者代表普遍支持降價幅度較大的第二套方案，并有諸多代表認為降價步子還可以“邁得再大一些”。有關方面表示，將在這次聽證會的基礎上，繼續征求消費者意見，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拿出最終降價方案。

　　無論幅度多少，漫游費降價毫無懸念。這也改變了過去聽證會“只漲不降”的慣例，是一個進步。但是，就這次聽證會本身而言，也有著不少遺憾。

　　就結果論，民間呼聲最高的“取消漫游費”沒有成為議題。此前諸多討論以及國外的做法說明，手機漫游費的成本幾乎為零，在澳大利亞、美國，無論在哪個城市都不收取漫游費。而像我們這樣，在一國之內收取高昂漫游費的做法，很少見。可是，聽證會卻將“取消漫游費”排除在外，而正式的兩個漫游費降價方案相差懸殊，不用說，兩者取其一，只可能選降價幅度較大的第二套方案。

　　還有程序上的遺憾。參會代表名單直到22日當天才正式公布；聽證會舉行過于倉促，從1月3日在媒體上公開消息，到22日召開聽證會前后才20天，代表來不及做充分準備；消協和媒體呼吁將漫游費成本公開，有關方面沒有回應，一位聽證代表抱怨，他所得到的“一箱資料”基本是與聽證主題無關的；還有，這場公眾矚目的聽證會封閉召開，相關官員曾表示“歡迎媒體旁聽”，可結果只有兩家媒體被獲準進入會場；漫游費調整關涉數億人，一年百億的資費，如此重大議題的聽證卻采取了簡易程序，代表發言不得超過5分鐘，也沒有辯論和交鋒……

　　我們不妨回憶2005年的個稅聽證會，那應該說是中國迄今為止最高規格的聽證會，那次聽證會采用了網絡現場直播的透明方式，而且代表名單在會前多日就公布。與個稅聽證會相比較，這次漫游費聽證無論規格還是影響都不及上次，就程序而言，也落后許多。

　　同是聽證會，為什么會有如此落差？這得從源頭找原因。2002年施行的《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是目前最完善的聽證會法定規范，可是，縱覽《辦法》，可以發現，其存在兩大缺憾。

　　其一，有些關鍵性的聽證程序，要么缺失，要么太簡略。如聽證代表篩選、公布機制，聽證會材料向社會公開，聽證會何種情況下可以用簡易程序等缺少明確規定。《辦法》規定，“聽證過程應當接受社會監督”。可通過何種渠道和方式來實現“社會監督”，如何保障媒體的采訪權，沒有進一步規定。《辦法》規定，“對于公開舉行的聽證會，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可以先期公告舉行聽證會的時間、地點和主要內容”，“先期”一詞模糊，應明晰化……

　　其二，公眾和代表獲得救濟的途徑缺乏。例如，若聽眾代表認為企業提供的聽證資料不足，要求企業補充，《辦法》卻沒提供支持，而只規定相關政府部門有此權力。例如，如果有代表對聽證會討論的方案不滿，要求改進或增加選擇方案，也缺乏相應的法律規定。

　　眾所周知，聽證會與其他會議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講究程序的嚴謹和公正，沒有一個程序精準、周詳的聽證制度，聽證會必然先天不足，以致后天失調。面對諸多類似漫游費聽證會的遺憾，對聽證制度進行一次“聽證”并改革之，顯然不該再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