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國家發改委和信息產業部聯合發出公告，擬于1月中下旬在北京召開降低移動電話國內漫游通話費上限標準聽證會。消息一出，猶如一石擊起千層浪，各方聲音沸沸揚揚，各種疑問紛至沓來。對聽證會寄予期望的有之，抱怨聽證方案晦澀難懂的有之，質疑專家有失公信的有之，認為消費者代表人數太少的有之，要求徹底公開手機通話成本的有之，更有人因為旁聽聽證會申請遭拒，把國家發改委告上了法庭。

　　1月22日下午2點，聽證會如期召開。當天傍晚6點30分，國家發改委和信息產業部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諸多謎底逐一揭曉。

　　懸疑一：聽證會作用有多大？

　　有媒體稱此次聽證會是我國手機漫游費的破冰之舉。聽證會對推動手機漫游費調整能發揮多大作用呢？這個疑問成為本次聽證會的最大懸念。

　　據有關專家介紹，這次聽證會與以前的很多聽證會有明顯不同。以往的聽證會往往都是政府主管部門提出方案，由消費者、企業以及全社會來進行聽證；這次聽證會的方案不是政府主管部門的方案，而是信息產業部和國家發改委委托研究機構和專家學者提出方案，政府主管部門的責任是召集聽證會、主持聽證會，并在充分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之后來作出決策。

　　在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許昆林說，聽證會取得了預期效果，各方對降低移動電話國內漫游費通話費上限標準形成了共識。信息產業部和國家發改委將對聽證會意見進行認真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移動電話國內漫游通話費上限標準調整方案，進一步征求各有關方面意見，爭取以最短的時間組織出臺，讓廣大消費者早日得到降低電信資費的實惠。

　　懸疑二：漫游成本到底多少？

　　在兩個聽證方案中都看不到對漫游費成本的核算，許多方面對此提出質疑：沒有成本核算作為基礎，聽證代表如何對手機漫游收費發表意見？

　　基于大家對成本的高度關注，國家發改委和信息產業部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在聽證會上提供了漫游通話費成本的核算結果，指出高于本地通話費的漫游成本是0.048元。消費者代表喬新生認為這個結果是“答非所問”，這與聽證會討論的國內手機漫游通話費的成本不是一回事。

　　許昆林在新聞發布會上解釋說，國家發改委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從去年10月份就開始進行手機漫游通話費的核算，會計師事務所在開展這項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技術上的難題，現在國內通訊公司在會計成本核算上沒有支持單獨成本核算的體系，有關專家也表示這種單成本的核算在比較發達的國家也沒能解決。會計師事務所只能利用一些技術參數來測算或者估算出一個上限數字。

　　懸疑三：代表觀點交鋒何處？

　　來自湖北的消費者代表喬新生告訴記者，聽證會上每人發言限5分鐘，是各說各自的話。但是，消費者代表與經營者代表雙方的分歧還是很明顯的，消費者代表認為降低幅度不夠大，經營者代表則表示承受不了大幅降價。

　　來自北京的消費者代表張嚴方認為應該嘗試市話、漫游費和長途電話費三費合一。來自四川的消費者代表黎香友主張實行單向收費，不管是漫游還是非漫游，都是每分鐘4角錢。來自中國消費者協會代表戴崴表示反對方案一，傾向于方案二，但是指出方案二中后付費用戶撥打漫游地電話的資費上限標準不應再增加。喬新生支持實行方案二。

　　經營者代表的意見主要是提出降低移動電話國內漫游通話費，將造成有關電信企業靜態收入減少，對企業經營帶來一定影響。另外，還可能加劇電信市場結構失衡的問題，并將進一步加劇移動電話對固定電話的業務分流，中國聯通和幾家固定電信企業經營會更加困難。他們建議調整方案分步實施，逐步到位。

　　懸疑四：兩個方案命運如何？

　　兩個聽證方案在聽證會前也招來詬病，有代表認為“過于專業”，媒體評價說“復雜異常，讓一心想搞明白的消費者看得更加一頭霧水”。國家發改委22日下午分發的材料對兩個方案作了解析：兩個方案都取消了現行移動電話國內漫游通話費高出本地通話費標準資費的每分鐘0.2元；在含國內長途通話費的情況下，方案一漫游狀態下通話費上限標準平均下降了14.9%，方案二平均下降了63%，但后付費用戶撥打漫游地電話的資費上限標準提高了每分鐘0.1元。

　　根據中消協官方網站截至1月20日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總共418票中，有97.61%的消費者對兩個方案均不贊成。這兩個方案是否都被摒棄，還是二者選其一？

　　許昆林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多數代表傾向于以方案二為基礎，并建議作適當調整，希望降低資費的步子邁得更大一點。有的還提出了新的方案。國家發改委和信息產業部將在各方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新的方案。

　　懸疑五：為何不事先公開代表名單？

　　除了5名消費者代表的身份在聽證會舉行的前幾天陸陸續續揭曉外，直到聽證會舉行的半小時前，主辦方才披露了聽證會其他各方代表的基本情況。

　　這次聽證會的代表共有18位，其中全國人大代表1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推薦；全國政協委員2位，由全國政協辦公廳推薦；有關部門代表1位，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推薦；消費者團體代表1位，由中國消費者協會推薦；普通消費者代表5位，由國家發改委委托中國消費者協會推薦，分別來自北京、遼寧、上海、湖北和四川；專家學者代表3位，分別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郵電大學；經營者代表5位，分別來自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中國網通和中國鐵通公司，由有關單位推薦。

　　為什么不事先公開聽證代表的名單？國家發改委的解釋是為了保護代表少受外界的影響，獨立思考、發表意見。許昆林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此次聽證會的代表來自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不同階層群體的利益，其代表性是足夠了。他認為，由代表個人來發表比較獨立的、公正的、不受干擾的意見，對聽證會來說價值更大，從聽證會取得的效果來看，這是一條成功經驗，今后可能還會繼續采用。但也有記者質疑：聽證代表難道只僅僅是代表他個人而不是代表某個群體嗎？

　　懸疑六：是否安排旁聽？

　　聽證會召開的前一天，熱心打公益官司的青年法律學者郝勁松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狀，事由是國家發改委以會場受限制為由拒絕了他旁聽聽證會的申請。郝勁松指出，根據《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第十三條，公開舉行的聽證會，公民可以向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提出旁聽申請，經批準后參加旁聽。他在得知舉行聽證會的第一時間，發特快專遞給國家發改委，申請旁聽聽證會。國家發改委沒有告知他是否安排旁聽、有哪些人旁聽，僅以“會場受限制”這一籠統的理由拒絕他，讓他無法接受。

　　聽證會是否安排了旁聽？在新聞發布會上這一謎底終于揭曉：沒有安排旁聽。許昆林對此的解釋是：首先受會場條件限制，其次已經邀請了多家媒體記者參加聽證會，并在聽證會后舉行新聞發布會，達到了聽證會公開性的要求。

　　懸疑七：哪些媒體參加了聽證會？

　　22日上午的預備會是在全封閉的情況下進行的。下午正式聽證會到底有幾家媒體參加？在聽證會結束之前說法不一。有媒體報道說只有據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兩家媒體記者參加。記者詢問報名處的一位工作人員，她說參加聽證的記者須向國家發改委新聞辦申請，得到批準后方可參加。她明確表示據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的兩家記者從她這兒領取了記者證。這是不是意味著只有這兩家媒體的記者參加？她說不止這兩家，但到底有幾家，她不清楚。

　　在聽證會之后的新聞發布會上，這個問題有了答案：共有15家媒體26名記者參加了聽證會，他們來自人民日報、據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中國青年報等中央級媒體。記者問國家發改委新聞處的一位工作人員，媒體記者是通過什么方式參加聽證會？為什么只選了有限的這幾家媒體？她回答說，新聞發布會都舉行了，沒必要再追究參加方式了；只請這幾家媒體是由于會場受限制。(張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