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我們這代人是不斷否定自己

　　“我們這一代經濟學家的進步和局限都和這個時代連接在一起，可稱為“轉軌經濟學家”。

　　對魏杰的采訪是在世紀金源大酒店咖啡廳進行的，他在這里開一個會，提前“溜會”才擠出時間。這樣的地方容易讓人產生誤解。如同我們聽到最多的對主流經濟學家的批評：“主流經濟學家屬于資本利益集團”。

　　近些年，魏杰主要研究方向是企業問題，也因此和企業家打交道較多。對于類似批評，他通常笑而置之，態度坦然。他指出經濟學家和企業家走得近很正常，因為這是他們的研究內容之一，而且中國企業家正是他們這代經濟學家帶出來的。

　　他送給記者一本新書：《動搖不得——中國經濟改革若干問題》。之所以寫這本書，是因為從2004年顧郎之爭以來，對主流經濟學家的批評越來越密集，他認為有必要“使人們認識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方向及主體都是正確的。”

　　魏杰成名很早，和張維迎、馮侖是西北大學經濟系同學。但也許是比張年長5歲的緣故，他顯得更加溫和，也較少介入爭端。

　　一次，一位主流經濟學家想不通來找他傾訴，由于魏杰毛筆字寫得很好，在經濟界可以稱之為“書法家”。他當即大筆一揮寫下一幅字以贈，上書六個大字：“你以為你是誰？”

　　30年改革崢嶸歲月，這代經濟學人親身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一路否定著自己艱難走來。他們對于舊時代的苦難有切身體會，經濟學道路與實踐密切結合，所以也就能更加客觀地看待當下現實。

　　饑餓是最深刻的記憶

　　1972年，上山下鄉的號角已吹遍全國。高中畢業生魏杰碰到了他生平的一次特殊機遇。

　　當時文革已經持續5年，停課鬧革命使得師范院校一律癱瘓，中小學教師成了問題。為此，周恩來批示：要恢復師范院校的招生，可以從應屆畢業高中生中選拔一部分學生。

　　西安的選拔名額很少，到中學每個學校只有一個。愛學習的魏杰課業成績優異，幸運地被推薦到西安師范讀政教科，由此躲過了知識青年下鄉的厄運。

　　那時候他喜歡數理化，以為政教科就是學毛主席語錄，進校才知道政教科學的是兩門課：一門政治經濟學，一門哲學。魏杰就這樣懵懂著踏入了他一生的重要領域：經濟學。

　　三年師范學習生涯，饑餓是最深刻的記憶。吃飯都是湊一桌子統一發飯票吃。這樣星期天有人回家了飯票不能帶走，就留給了剩下的同學。

　　“那是特向往的幸福時刻，我們男同學不回家，等著別人星期六回去，我們第二天就過節了，可以三個人吃八個人的飯。不知道吃多少要飽，結果我就吃出病來了，吃得腸梗腫，肚子疼啊，被拉到醫院去了。”

　　當時醫院是工農兵學員天下，主治大夫、醫學院教授都被作為“牛鬼蛇神”打倒了，看病的大夫是工農兵大學生和實習赤腳醫生，結果一星期也未看出病因。會診的時候，“牛鬼蛇神”診斷是腸梗腫，說要動手術。不巧當時趕上大興“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針灸”，“大夫們”認為動手術不好，還是用保守療吃中藥、扎針治療，這一拖拖到第15天。

　　“‘牛鬼蛇神’被放出來看疑難雜癥，一看說小伙子一定得上手術臺了，不上手術臺會把命丟掉的。進手術臺，‘牛鬼蛇神’站旁邊指揮，動刀的是工農兵學員。局部麻醉，無影燈我看得清清楚楚，把我的肚子拉開了，腸子全部變青了，再兩個小時腸子就穿孔了，穿孔就是死。縫合的時候那小子不會縫合，是第一次縫。結果15天后拆線感染流膿了，我肚子現在還有一個大疤，就這么折騰了一個多月。”

　　這次事件，讓18歲的魏杰深切體會到那個年代的荒謬和苦難，若干年后他再回頭來看意義也更為深邃，那就是：歷史不可重演。

　　1974年，魏杰師范畢業后參加工作。1977年恢復高考后，25歲的他重拾大學夢想，成為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一名學生。雖然是“帶著糧票上學”， 但一個月25斤糧票還是不夠吃。直到1980年 “包產到戶”第二年，之前整整8年，饑餓陪伴了他的青年讀書時代。

　　從政治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

　　魏杰至今清晰地記得：從西安師范到西北大學經濟系，很長一段時間內唯一能看到的一本經濟學書是人民大學教授徐禾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概論》，40多萬字的大部頭，是系統解釋當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典教材。

　　這本書統治了中國經濟學課堂近十年，代表著80年代經濟學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狀況。

　　1978年，四人幫被粉碎后，學界出現了自由的思想探索，媒體甚至開始發表探索市場機制的文章。這讓經濟系的學生耳目一新。而1979年的“包產到戶”，更從實踐上引發了學子們的困惑，開始慢慢思考市場理論。

　　其時，經濟學課堂上講得最多的是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剝削剩余價值、資本經濟必然消亡之類的觀點。沉悶的課堂讓魏杰厭倦，而大學里接觸的政治經濟學又是他在師范政教科早已學過的。他決定提前考研究生，大二時就考取了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研究生。

　　1983年魏杰第一次出國，被西方文明的發展所震撼，他才發現“原來以為他們都在受苦受難之中，我們解放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現在發現真正應該解放的是我們自己。”

　　這時候開放的春風已慢慢吹進，人民大學教授高鴻業翻譯的薩繆爾森《經濟學》成為當時最早介紹進來的西方經濟學著作，雖然前言仍是批判立場，但卻是77、78級經濟學專業學生廣為閱讀的一本書，并深刻影響了他們的觀念。

　　等到1984年魏杰到人民大學讀博士的時候，盡管不能提市場經濟，但是市場機制一詞實際上已經在對中國社會發揮作用。盡管仍然實行“糧票制”，但少量市場已經放開，人民大學旁邊有了各種私人小飯館，市場上也可以買到米、肉等食品，對魏杰來說，漫長的饑餓年代真正一去不返了。

　　新思潮暗流涌動，蘇聯東歐經濟學體系中的短缺經濟學、市場機制、利益機制讓學子們眼界更加開闊。此時，魏杰和同門師兄弟們一起寫了一本書，叫《經濟機制導論》，市場機制在學界開始被更多地討論。

　　從政治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這代經濟學子經受了一個漫長痛苦的過程。魏杰對此深有感受：“這代人的特點就是不斷否定自己，讀大學從成本和效益來講成本很高。因為當時大學認真學的、費很大勁搞懂的政治經濟學最后恰恰卻是他大部分要拋棄的，所以付出了比常人更艱難的一種非常深的苦功，后來才把現代西方經濟學學到。”

　　1989年后，經濟學家遭遇到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批判。“市場經濟派、私有化、市場化”三頂帽子扣到了他們頭上。很多經濟學家在這時候離開舞臺，開始經商從政。

　　剛剛展露頭角的年輕經濟學者魏杰由此進入三年冰凍期，但內心中仍燃燒著堅定的市場經濟信念。他未想到，日后這一信念還會遭遇更多風波。

　　“先思一步的經濟學家”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中國經濟學進入新的境界，現代經濟學理論真正建立起來，相關理論體系得以充分研究。

　　此時魏杰已經是人民大學經濟系主任。年輕時自己曾遭遇思想裂變的痛苦，他不希望后來人重走老路，而當時環境又急需經濟新體系的樹立，于是他組織系里的一批中青年科研教學骨干(大部分有過出國經歷)，編寫出一套上下冊的經濟學叢書，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這套新的經濟學體系徹底打通東西方分野，以現代觀念闡釋經濟學的各類基本問題，等于否定了一直在高校統治他們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也因此一下捅了大麻煩。

　　“先是人民大學一幫老同志要清算，說你這是要消滅馬克思主義，就開始組織批判這套書，批了很長時間，而且力量很強烈。后來又告到教育部，給教育部長寫信，說這本書要是不查封就會怎樣怎樣。”

　　當時的魏杰沒想到傳統力量如此強大，“因為這樣一改，那些長期講勞動、資本、剝削的老教授沒法上課了。”

　　學術的發展、人才的更替難免潛藏著某些較量——中國經濟學學科的發展就是這樣。新一代學者從“政治經濟學派”學者的母體分離出來的歷程總是痛苦和不愉快的，正如魏杰在“編者的話”里寫的那樣：“書稿中一些觀點由我做了重大修改，有的甚至是在寫作同志不愿意的情況下由我強行修改的。因此，本書如果有什么問題，責任在我，不在具體寫作同志。”

　　在后來人民大學的許多講座中，這種較量開始白熱化。作為經濟學系主任的魏杰，還是拗不過尚未失去鋒芒的老一輩經濟學家——那套《經濟學》也成了禁書。后來，他郁悶地離開人民大學到到國有資產管理局。

　　因為這件事，魏杰稱自己是“高校改革的鼻祖”。1998年以后，接受過系統西方經濟學教育的海歸派開始大量翻譯介紹國外著述，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淪為政治課本，取而代之的是宏觀、微觀經濟學大量進入中國，市場經濟、產權制度、現代企業制度成為研究主體。

　　如今，魏杰在清華大學經濟學院穩定下來，心境也變得更加平和。他認為，他們這代主流經濟學家活躍舞臺近三十年，最大的貢獻是通過自己的鼓與呼，真正徹底改掉了計劃經濟；促成了一個有效率的經濟體制的建立現在他們現在他們基本完成其歷史使命，其后日益凸顯的民生問題，要更多地交給年輕一代來解決。（魏群 郭芳 陶衛華 陳建芬 尹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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