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經濟學家時代。

　　改革將77“后三屆”推至幕前。而以往，從未有過他們唱主角的歷史。

　　經歷了動亂時代成長起來的這一批人，有著中國漫長極左年代下的特殊記憶以及撥亂反正后的深層理性反思。記憶中的不愉快和不合理，荒謬與反科學，促使他們帶著困惑和疑問為中國尋找出路。

　　他們這一批人大多有海外留學的經歷，在中西方的比較和反思中，堅定了對市場的信仰。

　　30年來，一場變革改變了所有中國人的生活。曾經鐵板一塊的計劃模式漸漸引入市場，民營私有經濟不斷壯大，市場經濟初步建立，然后，逐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成為了新的歷史階段的任務。

　　然而，市場化改革走到今日，貧富差距擴大、腐敗、社會不公等越來越多的問題暴露出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矛盾日益凸顯。這顯然不是他們所愿意看到的。

　　但政策究竟與科學研究不同，它是政治過程的產物。而這個過程充滿了利益的博弈。或許他們對決策的影響力并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大。

　　沒有誰比這個群體更加倡導改革，但他們也明白，這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唯一可肯定的是市場化的方向。

　　我們已無法回頭，更不能回頭，唯有向前。

　　張維迎：30年改革激蕩

　　1978年，他從窮困的農村，走進了大學的殿堂。在他堅定的市場信仰背后，有著中國漫長極左年代下的特殊記憶和撥亂反正后的深層理性反思。而今日反對他理論的人，大多未經歷過那樣的背景。

　　市場化改革30年，從未像現在這般爭論頻出。

　　張維迎是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市場化改革走到今日，貧富差距擴大、腐敗、社會不公等越來越多的問題暴露出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矛盾日益凸顯。在此關鍵階段，張維迎覺得他應該說點什么，于是他寫了《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他堅持他認為是對的東西，盡管不一定帶來掌聲或贏得喝彩。

　　他有農民子弟的那種天然的倔強，在倔強的品格下，他一旦認定真理在握，就決不妥協。

　　坐在記者面前的張維迎，語調溫和，循循善誘；和你爭論時表現出極大的耐心和風度。多年來，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他似乎已經練就了金剛不壞之身。

　　怎樣理解張維迎？

　　從“為錢正名”到“價格雙軌制”，再到“北大改革”、“郎顧之爭”，被稱為“主流經濟學家”代表的張維迎伴隨中國30年變革一路走來，漫長經濟學生涯中雖然伴隨著鮮花和掌聲，但也有非議和罵名。

　　“我自認是經濟學者里自我保護能力最差的，經常把自己當作一個靶子，好多事我是不太想保護自己。” 張維迎曾說。

　　他的很多觀點被斷章取義，甚至被斷句取義。譬如他說過一句：“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該句被掛在主流經濟學家語錄顯著位置，但很多人沒有機會看到后半句：一個真正好的體制，可以收費高，但花80%在獎學金上，窮人就上得起大學了。為什么不讓富人多出些錢呢？貧困家庭的孩子就給他全額獎學金，這就是富人補貼窮人了。現在不讓富人交錢，當然窮人就上不起學了。

　　他說他出現在公眾視野至今所有的主張都具有相當的連續性。可以理解為，對市場化理念的一種堅定而深入的堅持。

　　然而，改革之路不無曲折。總有那么一個階段，那么一些人因看不到改革預期的結果而失望，并因此產生情緒和怨恨。

　　張維迎深有感觸，“對于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說，很難做到的不是你罵政府、罵企業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堅持自己的觀點。”在這樣的背景下，他一以貫之的市場體制信念顯得有些悲壯。

　　然而，在情緒的背后，沒有人能夠否定過去三十年改革的成績。而批評他們的人，除了指責市場不公，卻并不能拿出更好的解決方案。正如張維迎深刻的反駁：“世界上沒有更多的好辦法。任何一種產品，如果你不想按照市場分配，那就一定按照權力分配。”

　　農村時代的歷史記憶

　　考入大學前的農村生活對張維迎一生影響至深。

　　“十一二歲就下地干活，十三四歲去外地打工。”他幽默地說：“你也可以說那時候我們是童工。”

　　1959年張維迎出生在陜西省榆林地區最窮困的吳堡縣，彼時的生活窘況令其記憶深刻：逢災年一個月村里每人只有13斤濕玉米供應，曬干了也就10斤左右，這就是一個人一個月的口糧；春天耕地飯送到地頭吃，不小心打破罐子飯就流走了，因為稀得像水一樣。

　　餓肚子的年代有很多尷尬。比如那時村里發動大家憶苦思甜，說舊社會有多糟糕。可真正在地頭里聊天，農民們卻都懷念舊社會。“我們村的農民好多回憶起來，原來的日子都不比現在差，但是你讓大家憶苦思甜。”

　　為什么農民起早貪黑那么辛苦還吃不飽飯？為什么到了秋收的時候政府卻不讓收糧要搞農田基建，要把糧食浪費了？對知識和真理有著天生悟性的張維迎為這一系列問題而困惑。

　　等他高中畢業當農民的時候，又發現一些有趣的變化：小時候地里干活總是越年輕的農民越偷懶，老農民多數比較老實勤快。可是后來老農民也開始耍奸狡猾不干活。再過幾年后，當他在大學里讀了經濟學，才慢慢明白這是一個激勵機制的問題。

　　貧寒的家境鍛煉了張維迎吃苦耐勞的稟性，而優異的學習成績激發了他日后對知識不懈的探求。張維迎的回家作業從來是在課間十分鐘完成的，每每考試他常常是物質精神雙豐收，以第一名的成績把其他學生遠遠拉在后頭。

　　不少同學為了考試過關經常以實物作為課前輔導的“賭賂”。在那樣貧寒的年代，一個玉米餅子的效用也是可想而知的。12歲的時候，他就為了生計利用暑假到60華里外的地方打工。

　　高中畢業時，張維迎的學習名聲遠近皆知，年青氣盛的他回到鄉村當上了團支部書記并兼任生產隊的會計，有志于在廣闊天地里鍛煉一番。兩年后的一個早晨，當他正要出門上山秋收時，無意中聽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傳來的一個重要消息：在全國范圍內恢復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權力參加高考。

　　其后不久，張維迎被省里最好的綜合大學西北大學的政治經濟系錄取，那一年是1978年。從此，他的人生踏入另一片天地。

　　而此前的農村歲月，為張維迎日后理解經濟問題、理解人的行為提供了最直觀的背景。

　　從“批判市場”到價格改革

　　時光穿越三十年，今天經濟學的熱門詞匯“市場”、“國際貿易”、“開放”等等，放在1978年的計劃時代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

　　那時，在恥于談錢的整體社會思潮下，經濟系多被視為“中文、哲學上不了才考”的冷門專業；而經濟學學子們學得最多的也是批判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市場二字是絕對的忌諱，誰要敢公開提市場經濟，那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進大學后的張維迎，屬于循規蹈矩的“好學生”，各科成績在全班都數一數二，甚至曾經對書本上宣揚的“公有制=社會化大生產=高效率”的邏輯深信不疑。到了大學二、三年級，他開始有機會閱讀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一時視野大開，很多問題豁然開朗。

　　“這時候你認識到價格原來要調節社會的資源，它要傳遞信號，它給人以激勵。你才明白為什么中國東西這么短缺。價格一扭曲就短缺、沒有激勵就短缺。”

　　價格理論為張維迎思考一系列經濟規律提供了一把鑰匙。他理解到，價格本身是在分配財富，如果政府限制，對其進行人為地壓低，只能導致資源的低效浪費，也當然違背公平。而從價格出發，如何認識市場，以及對計劃經濟的矛盾疑問，在他心中久久盤桓。

　　1982年張維迎考取了西北大學何煉成教授的研究生。何煉成領導下的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日后被稱為“青年經濟學家的搖籃”，為中國經濟學貢獻了數位重量級人物，包括張曙光、鄒東濤、魏杰等人。

　　嚴肅盡職的何煉成教授對張維迎的評價是刻苦、有悟性、勤于思考。這一勤于思考的能力貫穿了他以后的整個學術生涯，并給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1984年4月，張維迎寫成碩士論文《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首次公開提出市場化改革的現實政策探索。文中提出：價格不合理的根源是價格形成體制不合理；價格不合理又會引起社會經濟的全面扭曲；因此經濟改革的關鍵是轉變不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

　　轉變的辦法是實行雙軌價格，即保持原有的產品計劃和價格不動，在國家計劃之外實行自由交易，通過擴大市場交易范圍，逐步放開計劃產品價格來建立完整的市場價格體系——這就是所謂的價格“雙軌制”。

　　30年改革紛爭

　　在當時市場經濟仍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社會背景下，張維迎以價格著眼的“雙軌制改革”應該說為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軌提供了一種溫和可行的選擇，也因此受到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奠定了他經濟學聲譽的基礎碑石。

　　此后二十多年，一場悄然的變革改變了所有中國人的生活。曾經鐵板一塊的計劃模式漸漸引入市場，民營私有經濟不斷壯大，直至形成今日市場主導的改革格局。

　　“雙軌制”提出以后， 1984年12月，張維迎研究生畢業，進入國家體改委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在體改委的6年工作經歷，讓他更深體會到政策的變革首先必須考慮到其可行性。

　　比如最簡單的計劃價格體制改革，雖然政府對其弊病早有共識，但用什么辦法改革是關鍵所在。他提出的價格雙軌制之所以能被采納，在于其既保證了原來的既得利益者，又能在增量上引入效率。然而，也因為改革中的計劃、市場不能截然分開，具體操作中必然導致腐敗等新的問題。

　　“一個政策的好壞不是看出發點而是看他的結果”，從“價格雙軌制”到“次優選擇”，張維迎一直在尋找著某種改革理想與現實契合的路徑。所以，他“尊重既得利益”，尊重并不意味著既得利益合理，但在改革利弊衡量和現實可能的考慮下，他選擇了理性的讓步。

　　這一理性一以貫之地體現在他對國企改革、權力尋租、腐敗等問題的看法中。1997年，政府提出要用三年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時，他堅定地主張民營化；因為政治體制的滯后，中國企業家的崛起或多或少存在“原罪”問題，他奉勸我們本著“向前看”的精神，把蛋糕做大，實現多贏，而不是向后看，糾纏于歷史舊賬。他因此被誤解為“屁股決定腦袋”的富人代言人。

　　他說他不代表任何人，因為沒有哪個人能夠代表別人。

　　有人說張維迎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可他還常回農村調查，他的老師茅于軾注冊一個扶貧基金會，張維迎慷慨出資二十萬元，還幫助其募款了一百萬。

　　不可否認，30年市場化改革所取得的進步和積累的問題幾乎一樣多。尤其是近15年來，中國借助鐵腕體制降低“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實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卻也導致社會公正問題越來越突出，其中壟斷和特權造成的貧富差距問題受到最多人的指責。也因此，眾多在改革中不斷付出卻分享不到結果的普通群眾，就會產生對改革的懷疑。

　　這顯然不是張維迎所愿意看到的。“政策是政治過程的產物，而不是科學研究。” 這是一個博弈過程，也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在此過程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市場化的方向。即便有著類似“改革開放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的過激說法，但跨越30年客觀來看，沒有一個人、一個階層能夠否認，他從改革中得益。而解決目前所有問題的唯一途徑是：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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