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溫州9月26日電(記者 李飛云)德國以生產寶馬、奔馳汽車而享譽世界，美國以可口可樂和漢堡同樣縱橫世界，這兩種差異巨大的產品背后是兩個國家文化的不同；而中國企業又帶有怎樣的文化色彩？溫州企業給出的答案是：以黨組織來構筑企業文化的核心力量。

　　當外資企業在中國獲得市場后，為其輝煌業績再添光彩，引得中國企業家紛紛去探尋其成功的根源，于是外資企業咨詢公司就頻頻受到中國企業家的青睞，被視為咨詢業武林至尊的麥肯錫更處于買方市場，挑選合乎他們要求的企業進行合作，而當麥肯錫與福建實達合作宣告失敗，實達步入ST行列后，中國企業家開始感覺到，純粹的西式管理在中國企業中表現出水土不服現象。

　　與此同時的溫州，在一些土生土長的企業里，黨組織的建設在企業里生根發芽，蓬勃發展，伴隨企業共同成長。

　　黨建文化成為企業文化的核心力量

　　1987年，溫州瑞安建立浙江省第一個非公企業黨支部，到今年剛好二十年。截止2006年底溫州市非公有制企業十三萬多家，占溫州市工業企業總數的99.6%，目前，溫州市在非公有制企業建立黨組織4036個，規模以上企業組建率達99.8%，非公企業中的黨員總數達3.1萬多名。

　　而在此前，溫州市委組織部于2005年對50家非公企業黨組織、企業主和職工作一次抽樣調查，調查表明，認為黨組織的作用發揮“一般”的占59%，認為“差”的占9%，認為“好”或“較好”的，僅占32%。

　　如何讓黨組織在企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溫州市委于2005年7月,提出以構建活力和諧企業為總目標，來推進非公企業黨建工作，激發黨建工作在企業中的內源動力。

　　“活力和諧企業”以發展充滿活力、內部關系融洽、外部環境友好為目標，將黨組織的建設、企業主以及職工的目標找到合力的方向，讓企業主切實感受到黨建文化的魅力，促進企業又好又快發展，落實黨在新時期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新任務，同時保障企業員工享受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各種成果。

　　在記者對溫州一些規模企業采訪調研黨組織在企業中發揮作用時,溫州瑞安中日合資嘉利特荏原泵業有限公司的黨委書記曾一松告訴記者:“黨組織在企業發展方向把握上起到保證作用，在創建活力和諧企業、建設企業文化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

　　現在讓曾一松感到自豪的是，嘉利特荏原在日荏原公司全球四十八個合資企業中管理最佳，“董事長栗生正太郎先生對我們黨組織工作也非常認同，在公司工作的日本高管職員對我也很尊重，見到我是這樣的。”曾起身比劃著日本式的見面禮。

　　溫州瑞安的瑞立集團，1995年建黨支部，2004年成立黨委，到2006年，黨支部8個，黨員132名，企業領導班子21人，14人是黨員，正副總經理8人，有6名是黨員；中層干部92人，有50名是黨員，5名黨委成員，其中4人是在企業里發展的。

　　瑞立集團黨委書記林壽權向記者介紹道：黨組織在瑞立集團發揮的主要作用是抓好企業領導班子建設，企業有好的班子就能帶出一個好的干部隊伍，有好的干部隊伍就能做好一個企業；同時，黨委分管人力資源，為企業培養優秀人才，把好的人才培養入黨，把優秀的黨員培養成思想道德好、業務精通好、工作作風好、廉潔自律好的“四好”管理干部。在這里黨建已經融入企業的日常管理。

　　在康奈集團采訪時,由溫州市委組織部選派到企業擔任黨建指導員鄭云告訴記者,在溫州市今年6月份下派的50名黨建指導員,每人都帶有硬規定的任務,比如為企業做一兩件實在的事,一年內至少發展三名中層管理人員或技術骨干成為黨員等，他笑稱，企業里員工入黨積極性高，規定發展黨員任務早已完成，在企業里錄用新員工時，同等條件下黨員優先。而他為康奈所做實事是建一個圖書室,并與溫州市圖書室掛鉤,成為圖書可以隨時更新的溫州市流動圖書站。

　　溫州泰昌鐵塔制造有限公司總經理王茂法告訴記者，在企業最艱難的關鍵時刻，黨組織和黨員職工站出來，為企業共渡難關，促使企業健康平穩發展；同時，由于企業的骨干、責任人是黨員，能為企業營造積極向上的氛圍，并以浩然之氣抵御外來的不良習氣。

　　黨建文化主導下的企業文化——中國特色的新型企業管理模式

　　在采訪中，以上的例子時有發現，企業將黨組織融入到企業的日常管理中，使得企業的管理風格呈現出濃厚的中國色彩。

　　中共溫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鞠建林今年6月9日曾在北京大學作過《黨建之花必將在非公企業里絢麗綻放》的專題演講，他無疑是對溫州非公企業黨建工作最熟悉和權威的人士之一。

　　鞠建林向記者這樣分析道，首先得益于黨建文化的優越性，具有在政治上引導性和在文化上的包容性，黨的建設成為企業內在的需要。溫州產業特點致使溫州現在有兩百八十多萬外來務工人員，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員，帶著各自的生活習性，摩擦或造成社會問題不可避免，所以企業里的黨組織能起到最大程度地消除矛盾發生。

　　其次是現代企業管理需要黨建文化。對中國現代企業管理模式頗有研究的鞠建林，是這樣分析廣泛應用于企業的三種管理模式，一是以科學管理理論和行為科學理論為代表的制度管理模式，二是以企業文化理論為代表的現代管理模式，三是以“企業公民”理論為代表的企業社會責任模式。

　　而不管哪種管理模式，他認為都有黨組織發揮作用的空間：制度管理模式的企業在制度硬性約束的基礎上，很難駕馭員工的內心，而企業黨組織正有柔性管理上的獨特優勢，可以彌補剛性制度管理中的不足，同時在管理對象以人為目標的制度模式下，黨組織具有先天的優越性；在企業文化為代表的現代管理模式下，黨組織能充分激發企業的發展活力，能正確領引企業發展方向；在企業社會責任模式中，企業的發展與黨組織具有共同價值取向，黨在新時期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等新理念，也是企業共同追求的目標，

　　在中國現代企業中，企業文化包羅萬象，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隨著企業家的個人愛好而在不同程度上運用于企業中；溫州的企業是將黨建文化融入其中，“在企業里，黨建文化統領企業文化，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模式，有別于純粹的西式管理，代表中國文化的前進方向，但目前，沒有任何書籍與學科涉及黨組織引導下的企業文化及其管理模式，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理論界的學者和專家來研究和關注這種文化現象。”鞠建林這樣期待著。

　　溫州獨特的發展方式被人稱為“溫州模式”，也成為“創新”的代名詞，如今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時期，在中國資本最為活躍的地方，溫州人將中國最具有政治色彩的元素納入于經濟發展體系，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的作用注入新的使命，為共產黨在新時期的理論發展提供現實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