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我們也嘗試了上門募捐、報紙義賣，專題定向募捐等種種募捐形式，均收效甚微。”基金會副理事長張志方說，而大型義演的失敗，更把基金會帶入即將破產的邊緣，對大家信心是很大的打擊。那么下步的路子該怎么走，張志方說，我們一些人是退休后來基金會發揮余熱的，以前對市場經營并不熟悉，從基金會的實際處境來看，自身是民間慈善機構，沒有行政募集資金的資源，基金會要生存、要發展，只有靠市場化運作。但基金會沒有專業人才，我們想到與廣告公司合作，利用廣告公司的人才資源為基金會募捐善款，當務之急是要盡力把原始基金的虧空補上。

　　陳志雍說，既然是市場化操作，我們也要有相應的業務分成，最初的方案是五五分成，后來基金會認為比例太高，要求壓到四六分成，廣告公司拿四分，我堅決不同意，雙方僵持了3個多月，最后各退半步，達成了公司提成45%的協議。陳志雍說，近兩年來，我們共為基金會拉來了390多萬的募捐款，我們公司提成拿了185.79萬元。

　　“市場化操作使基金會終于走出了最艱難的日子，至2009年底6月底，基金會在銀行的存款余額已達398.2萬元，接近條例要求的400萬原始資金。”基金會代理秘書長杜學初說，在此期間，他們還克服重重困難，開展為癌癥病人服務的各項活動，如組織向癌癥患者周婷婷、周建明等專項募捐，組織癌癥知識講座和癌癥病人旅游等，很受社會的歡迎和好評。退休工人、癌癥患者劉君仙告訴記者“我們這些癌癥病人是社會的邊緣群體，平時很孤單，抗癌基金會經常組織集體活動和參觀旅游，我們真是很開心很感謝。”

　　杜學初說，與此同時，基金會的內部管理也逐漸走上了正軌，如基金會工作人員的人均月工資，現實際減為1700余元；以前捐助病人，5萬10萬僅憑個別人的一句話，現在要通過班子集體討論，同時還要征求鄉鎮街道和民政部門的意見，在當地組織的支持幫助下開展捐助活動。

　　草根慈善路難走

　　然而社會輿論和上級主管部門的看法與基金會的自我評價卻不盡一致。前不久，家住鄞州區姜山鎮的蔡女士向寧波當地媒體投書說，抗癌基金會以她女兒患白血病的名義到鎮上募捐，募去了10萬元，但只給她送去1.2萬元。蔡女士懷疑，其余錢是否讓基金會挪作他用了。此事經媒體披露后，又引起了一場風波，給基金會帶來很大的壓力。杜學初解釋說，基金會確實派人(實際是廣告公司的業務員)去過姜山鎮，本意是募捐原始基金，只不過拿蔡女士的女兒舉了例子，也許是當事人沒講清楚，讓蔡女士和鎮上有關企業產生了誤解。

　　但杜學初的解釋并未達到如期的效果，尤其是基金會拿巨款購買保健品和與廣告公司拉贊助的消息傳開后，更是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使其聲譽遭到嚴重打擊。而基金會的主管機關、寧波市衛生局也認為，這兩年來，基金會存在運行成本確實過高，公益性支出比例偏低的問題。

　　市衛生局疾控處副調研員李富強向記者提供了這樣一些數據。2007年底，抗癌基金會募捐收入為233.55萬元，真正用于癌癥患者治療費用僅為30.47萬元，而活動成本達179.24萬，占總收入的76.75%，其中絕大部分是廣告宣傳費，也就是廣告公司的業務提成。2008年基金會收入為150萬元，當年度公益支出為30.6萬元，也僅占總收入的20%。而《基金會條例》規定，公募性基金會公益事業支出應占年度總收入的70%以上。

　　李富強認為，基金會體制不順，內部管理失控，也是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的重要原因。他說，“按規定，省衛生廳是抗癌基金會的主管機關，我們是委托代管，但對基金會這樣的新生事物，政府該如何管，管到什么程度，條例并沒有具體規定。如基金會理事會發生內部糾紛后，他們召開會議，免掉了其中7名理事會成員，但如此大的人事變化，基金會與主管機關事先既不溝通也不匯報，這怎么行呢？因此，基金會今天面臨如此困境，自己也應承擔很大的責任。”

　　寧波大學法學院教授俞德鵬說，地方各級官方半官方的慈善總會有固定的財政補貼，而民間基金會一分一厘都要靠自己“討食”過日子，兩者并不處在平等起跑線上；其次，從世界發達國家情況看，基金會的業務經營比例一般為總支出的15%，我們國家規定為10%，而民間基金會規模偏小，募捐來源困難，其公益性支出無法達到條例要求，這是客觀現實。其三，對于民間草根慈善組織采用社會化或市場化的募捐方式，有關方面是睜眼閉眼默許的，但缺乏相關細則予以規范。

　　俞德鵬表示“寧波抗癌基金會出現的尷尬，當前面臨的困境，其他各地也都有類似存在，這應當引起我們的正視，并實事求是予以妥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