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納德·麥道夫是憑什么讓一大群資本市場的老手競相向他獻媚且受騙后而不自知的？為什么“麥道夫騙局”的受害者全是國外的銀行而沒有一家美國本土的銀行？為什么他能逃過層層機構的監督？

　　2008年12月17日,伯納德·麥道夫路過紐約萊克星頓大街，前往自己的寓所。此前，他以自己1000萬美元的公寓作擔保，獲得保釋

　　查爾斯·龐奇(Charles Ponzi)去世五十九年后，他的名字再次被全球媒體頻繁提起，原因是納斯達克證交所前主席伯納德·麥道夫(Bernard Madoff)運用龐奇所發明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制造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欺詐案。2008年12月15日，紐約和倫敦的媒體便開始用“麥道夫騙局”(Madoff Scheme)來描述四天前曝出的華爾街金融丑聞。

　　“我們通常用‘龐氏騙局’來描述那些利用人們快速求富的心理，吸引他們為一家不存在的公司投資，然后用拆東墻補西墻的手法轉移資金的金融欺詐行為。或許我們應該換一個新詞匯了——‘麥道夫騙局’。僅憑公開的消息，伯納德·麥道夫涉案金額竟高達500億美元，受害者包括久經世故的對沖基金、金融機構和百萬富翁。”底特律韋恩州立大學法學院專門從事白領犯罪研究的教授彼得·亨寧(Peter J. Henning)撰文說。

　　八十八年前的記憶突然復活

　　2008年12月12日早上，當美國的對沖基金經理、銀行高管和投資人從《紐約時報》A1版讀到12月11日早上伯納德·麥道夫因涉嫌欺詐顧客而被聯邦調查局帶走的消息時，他們被震驚了。他們很難相信滿頭銀發、面容慈祥、深受投資人信賴的猶太老人會是華爾街有史以來最大的騙子。短短幾個小時之內，“證券大鱷被指欺詐顧客”的消息通過《紐約時報》網站傳遍了從華盛頓到東京、從倫敦到耶路撒冷的每個角落，西班牙銀行巨頭桑坦德銀行、法國的巴黎銀行、日本東京的野村控股公司、瑞士蘇黎世的新私人銀行和日內瓦的私人聯合銀行(Union Bancaire Privée)、英國的匯豐銀行和蘇格蘭皇家銀行、奧地利梅第奇銀行、全球最大的上市對沖基金德國曼氏集團、意大利聯合信貸銀行和大眾銀行、紐約的費爾菲爾德·格林威治集團、美國最大的對沖基金之一特拉蒙資本管理公司、馬克薩姆資本管理公司、英國的布拉姆迪安投資組合公司、紐約大都會棒球隊、棕櫚灘鄉村俱樂部、美國導演慈善組織神童基金會、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埃利埃·魏澤爾創立的人道主義基金會……一長串顯赫的名字迅速被與伯納德·麥道夫聯系起來。

　　但是，美國的財經評論員們迅速聯想到了八十八年前美國人熟悉的一個名字——“龐氏騙局”。

　　12月14日，美國弗吉尼亞大學達登工商管理學院院長羅伯特·布魯諾(Robert F. Bruner)撰文說，伯納德·麥道夫詐騙案就是現代版的“龐氏騙局”，它和歷史上出現的類似金融詐騙案至少具有四個共性：

　　——“火暴的市場”為它們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市場火暴往往意味著資產價格上升、樂觀主義盛行、風險意識減弱、投資操作激進、交易熱情高漲。大批“菜鳥”蜂擁入市，瘋狂讓投資者放松了警惕性。

　　——似是而非的套利交易手段是它們吸引投資者的法寶。查爾斯·龐奇告訴他的投資者，美國的國際通用郵券與歐洲的國際通用郵券之間事實上存在一個很大的價差，通過套利交易是可以獲取豐厚回報的。當然，他的投資方案完全是以似是而非的假設為前提的。設局者只會強調眼下有一塊市場尚未被充分開發出來，而不會討論投資的細節。他們給出的理由是，必須保守秘密，否則會引起別的投資者注意，從而搶去他們的果實。

　　——它們很善于利用事務的復雜性和信息不對稱來蒙蔽投資者，讓他們很難了解事情的真相。“相信我”幾乎成了所有布局者麻痹投資者的咒語。

　　——資本市場出現拐點就是它們東窗事發之時。一旦資本市場出現拐點，投資者自然會開始關心他們的投資收益狀況。只要投資者發現收益開始下降，或者沒有達到他們預期，他們就會詳細追問究竟發生了什么，最終騙局只好露餡了。

　　“龐氏國家”造就“龐氏騙局”

　　羅伯特·布魯諾的總結點到了“麥道夫騙局”的部分要害，比如若不是華爾街金融風暴，有人要求取回70億美元的投資，伯納德·麥道夫的“金字塔式”騙局恐怕還會繼續下去；又比如伯納德·麥道夫說他采用的是“分裂轉移”(split conversion strategy)的投資策略，保證可以帶來穩定的投資收益，但沒有人說得清楚“分裂轉移”究竟為何物，他當然從來不會告訴顧客是如何操作的。

　　但是，“麥道夫騙局”與“龐氏騙局”所不同的是，龐氏利用了投資人的貪婪，而麥道夫利用的則是投資人對他的信任。

　　1919年，當落魄的意大利人查爾斯·龐奇重返波士頓已經兩年但生活仍無著落的時候，收到了一封從西班牙寄來的信，信箋的右上角別著一枚國際通用郵券，用該郵券可以從63個萬國郵政聯盟成員國中的任意一國購買等值的郵票。做過銀行出納員和進出口公司職員的龐奇立即意識到，他賺錢的機會來了。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各國的貨幣對美元已普遍貶值，歐洲的國際通用郵券價格實際上比美國的要低。比如從羅馬購買66張國際通用郵券只需要相當于1美元的意大利里拉，而從波士頓購買相同數量的國際通用郵券則需要3.30美元，因而如果從羅馬購買國際通用郵券到波士頓出售，可以賺取230%的利潤。他的想法從邏輯上和當時的法律上來說，不存在任何問題，因而他炮制出一套似是而非的套利交易方案，告訴人們，他可以保證九十天內讓他們的投資翻番。只用了七個月的時間，他便吸引了4萬人約800萬美元(約等于今天的1億美元)投資。按照當時的美元價格計算，每個人的投資額僅為200美元，即便按照今天的美元價格計算，每個人的投資額亦不過2500美元。

　　但是，伯納德·麥道夫的顧客是清一色的有錢人，如電影導演斯蒂芬·斯皮爾伯格、紐約大都會棒球隊老板弗雷德·威爾彭、新澤西參議員弗蘭克·勞滕伯格、費城老鷹橄欖球隊前老板諾曼·布拉曼、名列《福布斯》富豪榜188位的莫爾迪默·祖克爾曼，快速致富對他們沒有吸引力，因為他們根本不缺錢。所以，麥道夫沒有像龐奇那樣四處宣講他可以給投資人帶來兩位數以上的月收益率，而是告訴他的顧客，他只能保證10%~12%的穩定的年收益率。

　　“絕大多數制造龐氏騙局的大人物是利用他們獲得的信譽來設局的。”曾因制造“龐氏騙局”而入獄七年、后來創辦了圣迭戈欺詐調查公司的巴里·明科(Barry Minkow)12月15日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采訪時說，“一旦你獲得了良好的信譽，人們就會用一套主觀標準來看你，而不是做生意應有的客觀標準。”

　　直到案發之前，知道伯納德·麥道夫的人仍然認為他是一個左腳踏生意場、右腳踏慈善事業的人，而世界上幾乎沒有什么比成功企業家兼慈善家的身份更能取信于投資者的了，前者讓人相信他是一個專業的人，后者讓人相信他是一個道德的人。伯納德·麥道夫不僅擁有近五十年的華爾街投資生涯、證券交易自動化的先驅者、眾多美國公司的董事、納斯達克證交所前主席等顯赫的職業履歷，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資助的慈善機構和公共事業更是遍布全美。他給公眾的印象是：謙虛、低調、家庭第一、樂善好施。圈外人視他為投資方面的“上帝”，圈內人更喜歡叫他“伯尼”，他的基金則被譽為“猶太人T-NOTES”，亦即同財政部發行的短期國債一樣可靠。

　　“麥道夫騙局”受害者的另一個特點是，受害銀行幾乎全是外國的，沒有一家美國銀行。何以至此？僅憑伯納德·麥道夫的個人信譽顯然是難以做到的。華爾街一位金融衍生品投資顧問發給客戶的一條短信無意中說出了答案：美國是一個“龐氏國家”(Ponzi Nation)。

　　正如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后不少美國經濟學家憂心忡忡指出的那樣，美國實體經濟正面臨越來越嚴重的“中空化”問題，實際上已沒有多少實業可以吸納外國投資，而且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美國的海外投資回報率遠比外國對美投資的回報率要高。但是，為什么仍有大量的外國資本舍棄回報率較高的亞歐市場而投奔回報率較低的美國市場呢？《金融戰爭》一書的作者廖子光(Henry C. K. Liu，又譯亨利·C.K. Liu)給出的解釋是，因為“美元不僅繼續充當國際貿易的主要儲備貨幣，而且更主要的是繼續充當國際金融的主要儲備貨幣”所構成的“美元霸權”，各國為了支付以美元標價的商品進口和防止本國貨幣遭到因為全球金融市場解除管制而經常發生的投機性和操縱性攻擊，被迫獲取和持有相應數量的美元。所以，各國累積起來的外匯若要投資，多半只能直接或間接投向美國市場，加上美國國內產業政策的限制，實際上又多半只能投向虛擬經濟領域。如此一來，就形成了一個類似“龐氏騙局”的資金流動模式：無須相應的實體經濟來創造利潤，美國用新投資者的錢即可支付老投資者的利息，只要不斷有新投資者加入，它的資金流就不會斷裂。當大量外國美元流入美國資本市場而四處尋找可靠代理人的時候，履歷顯赫、“信譽良好”的伯納德·麥道夫自然就成了外國銀行的首選。

　　所以，從很大程度上說，正是一個龐大的“龐氏國家”才造就了巨大的“麥道夫騙局”。

　　神秘的俱樂部，神秘的17樓

　　“麥道夫騙局”曝光后，一個被反復提及的問題是，落入騙局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資本市場的老手，為什么竟能被伯納德·麥道夫蒙蔽幾十年呢？

　　伯納德·麥道夫被捕第二天，佛羅里達州棕櫚灘與紐約曼哈頓市中心第三大道和東五十三街交會處的885號“口紅大廈”(因外形酷似一只直立的口紅而得名)里，突然涌來許多人，他們不是一般的旅游觀光客，而是試圖從中找到“麥道夫騙局”謎底的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調查人員及各國媒體記者。

　　棕櫚灘是美國富人的天堂。舉辦奢華的宴會、擁有豪華的瀕水公寓、資助最受尊敬的慈善組織、參加高檔的俱樂部，幾乎成了來棕櫚灘的富人標榜身份的起碼要求。1996年，伯納德·麥道夫來棕櫚灘買下了一套瀕水公寓，他和太太魯絲便成了棕櫚灘鄉村俱樂部和附近的博卡·里奧(Boca Rio)高爾夫俱樂部的常客。

　　棕櫚灘鄉村俱樂部是1959年由一群被美國主流族群盎格魯-薩克遜人的上流社會排斥的猶太富豪創建的一個高度排外的社交圈子，不僅它的入會費高得驚人——每年的會費高達25萬美元，而且要求會員必須資助過慈善事業，是樂善好施的人。俱樂部大約擁有300名會員，他們中的1/3投資了伯納德·麥道夫的公司，有人是因為直接認識麥道夫，有人則是通過俱樂部的老會員引薦才得以投資麥道夫的公司的。

　　當然，麥道夫的社交圈子遠遠超出了棕櫚灘的兩家俱樂部，美國金融、投行富豪會聚的紐約上東區(Upper East Side)和華爾街政治掮客休閑的長島均有他的房產，因而麥道夫亦常常參加薩克瑟斯湖(Lake Success)的新鮮牧場(Fresh Meadows)鄉村俱樂部和老韋斯伯利(Old Westbury)的峽谷橡樹(Glen Oaks)俱樂部的活動。紐約兩家俱樂部已有會員承認，他們是“麥道夫騙局”的受害人。

　　雖然富人俱樂部明顯成了麥道夫推銷業務的主要場所，但是麥道夫本人幾乎從不主動向會員推銷業務，相反他曾多次拒絕了會員們主動砸向他的錢。能投資他的公司被很多會員視為安全的保證和身份的象征，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財富放到了一個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金融顯貴手里。針對麥道夫所謂的“分裂轉移”投資策略和許諾的定期固定收益，曾有人提出過質疑，但是他們得到的答復往往是：“內部消息。”不少人因為打聽“內部消息”，被親切的“伯尼”踢出了局。

　　因為“麥道夫騙局”，許多人平生第一次走進了“口紅大廈”17樓麥道夫的“絕密”辦公室——此次金融強震的震中。

　　伯納德·麥道夫的公司占據了34層的橢圓形紅色花崗巖大樓的第17～19層。19層是繁忙的證券交易業務大廳，18層是伯納德·麥道夫投資證券公司的計算機和文書中心，17層則是伯納德·麥道夫的“密室”，即外界所謂的“對沖基金層”，除了二十來個專門為麥道夫服務的職員外，公司其他職員基本沒有去過。華爾街監管機構證券交易委員會了解到的情況是，公司的財務報告和投資顧問業務文件是上鎖或加密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只有麥道夫一人知道，包括他兩個擔任公司高管的兒子安德魯和馬克均被蒙在鼓里。

　　高度保密是伯納德·麥道夫應對投資人的簡單而有效的武器。

　　還有多少麥道夫

　　但是，就算投資人比較好蒙，那么，伯納德·麥道夫又是如何騙過相關機構的呢？正如美國聯邦調查局官員不斷追問的那樣，完成一筆交易需要涉及很多環節，交易確認、銀行轉賬、收益上稅，外加每月的月報、每年的年終報告，每個環節均需與別的機構打交道，難道它們沒有一個對伯納德·麥道夫投資證券公司的業務產生過懷疑嗎？肩負著華爾街證券交易監管職責的證券交易委員會為什么沒有及早發現伯納德·麥道夫公司存在的問題？如果上述問題遲遲無解，伯納德·麥道夫不會是唯一的，更不會是最后一個“龐氏騙局”設局者。

　　實際上，正如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2008年12月17日所承認的，1999年，證交會曾接到過針對麥道夫的“可信的、明確的指控”，但是相關工作人員沒有跟進調查，只是要求伯納德·麥道夫公司提供了相關的報表和報告。2005年，證交會又對麥道夫的公司進行了一次檢查，但只發現三類違背“最優執行”原則的行為。2007年，證交會對麥道夫的公司進行了最新一次調查，但沒有提出任何強制行動建議。除了證交會，華爾街的另一個行業自律組織金融業監管局(FINRA)從1975年起，亦對麥道夫的公司進行過五次常規檢查，最近的一次是2008年8月27日，當時發現麥道夫的公司沒有提供準確的交易信息，而且處以了2.5萬美元的罰款。事后麥道夫沒有否認金融業監管局的調查結果。

　　但是，無論是證交會還是金融業監管局，它們的觸角從來沒有觸及“口紅大廈”17樓——伯納德·麥道夫投資證券公司真正的核心，因而它們的歷次檢查只能走過場。

　　“按照證交會正常的監管程序，麥道夫的投資顧問公司(即17樓的投資顧問業務部門)2006年成立時就應該接受檢查，然后每五年必須檢查一次，但是證交會從來沒有對它進行過檢查。”《華爾街上的竊賊》和《華爾街與政府的詭計》的作者、美國知名財經作家鞏特爾·卡爾戈爾12月12日向證交會監察長大衛·科茨提交了一份文件，要求對證交會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及另外幾名委員展開調查，以確定“主席及幾名委員是否存在瀆職行為，如果沒有，就應該考慮必須采取什么行動才能確保證交會切實履行自己的職責，不負公眾的期望”。

　　卡爾戈爾的觀點得到了南佛羅里達州博卡拉頓市(Boca Raton)“薩拉和考克斯證券公司”合伙人、曾供職證交會執行部的詹姆斯·薩拉的認同：“雖然沒有明文的規定，但對諸如麥道夫的投資顧問公司之類的公司進行檢查，是證交會的施政原則。”詹姆斯·薩拉接受《南佛羅里達商業雜志》采訪時說，“要知道，從事秘密工作的不是一兩個不知名的人物，而是納斯達克證交所前主席，一個從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從事證券交易的老手。很顯然，證交會里沒有人意識到對麥道夫進行檢查的緊迫性。”

　　證交會已經承認了錯誤，而且已經展開調查。但是，麥道夫案折射出來的不僅僅是證交會或金融業監管局的問題，而且涉及稅務、銀行等相關行業的問題。如果只強調監管，而忽視了相關環節及早發現問題的責任，等到麥道夫們浮出水面可能就已經晚了。（張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