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面臨拐點 “四大動向”受關注

　　原以拯救“金融危機”為核心出發點的G20何去何從，正面臨嚴重考驗，G20應該盡可能避免因成員國過多而造成的“議而不決”劣勢。

　　11月11日，G20峰會將在首爾拉開帷幕，這也是G20機制形成以來的第5次G20首腦峰會。

　　很顯然，G20峰會因全球金融危機而生，G20機制在金融危機中確立了自己的國際地位。盡管G20確立了機制化之路，還將繼續把脈全球經濟的發展脈搏。但隨著“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到來，早在6月G20多倫多峰會召開時，就開始引發對G20未來作用的質疑。

　　面對金融危機艱難時刻的遠去，G20應如何適應“后危機時代”這個新的國際環境，如何完成從“拯救危機”使命到“經濟復蘇”使命的轉換，似乎變得迫在眉睫。　　

　　1、商討議題：

　　議題趨于細化與分化

　　盡管G20首爾峰會的議題中，依然包括經濟復蘇、金融監管等涉及全球經濟的議題，但從歷次G20議題的變化趨勢來看，伴隨著金融危機最艱難時刻的過去，G20協商的議題呈現出更加細化、更加分化、達成共識更難的趨勢。

　　2008年11月在華盛頓首次召開的G20峰會，首次提及國際金融秩序改革。當時，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機引發發展中國家對不公正國際經濟秩序的聲討。如今，首爾召開的第五次G20峰會，終于就IMF改革的具體方案達成了一致，落實了前4次G20峰會逐步達成的共識，共識的達成花費了2年時間。

　　從第4次G20多倫多峰會以來，二十個成員國針對金融監管、銀行稅、金融交易稅、退出政策、匯率等具體議題，都正出現激烈分歧。可以說，伴隨G20國際論壇地位的確立，這一方面標志著新興經濟體走進了全球經濟治理的舞臺，另一方面也預示著G20商討的議題趨于分化。

　　2、合作氛圍：

　　從“抱團取暖”到爭吵

　　第1次、第2次G20峰會是“危機應急”，類似向金融機構注資、刺激經濟方案、反對貿易保護、限銀行高層薪酬等措施，都是為了化解日趨蔓延的金融危機，提振各國對全球經濟復蘇的信心，呈現各國“抱團取暖”的團結姿態。2008~2009年的前兩次峰會上，G20成員國的合作相對容易，因為不合作大家都“遭殃”。

　　去年9月第3次G20匹茲堡峰會，正式確立了G20的國際論壇地位，也預示著G20的爭吵氛圍趨于突顯。

　　今年6月，多倫多G20峰會在全球經濟復蘇脆弱、復蘇幅度不均勻的背景下召開，G20成員國在商討的重點議題上出現了爭吵。當時，美國的首要任務在于“促就業、保增長”，歐盟的任務在于“削債務、度危機”，新興經濟體的核心任務在于“保增長、求發展”。

　　多倫多G20峰會表明，全球經濟危機不再是“鐵板一塊”，應對經濟復蘇出現重大分歧，爭吵的氛圍一度甚為高漲。

　　3、面臨拐點：

　　已邁入“后危機時代”

　　以美國、歐洲、發展中國家三大代表集團之間的分歧，多少表明G20合作需要新的思路，體現了隨著“后危機時代”的到來，共同利益趨于“讓位”于區域利益、集團利益，甚至是一國利益。對G20來說，應對此前的金融危機是“一項選擇”；而支持全球經濟復蘇則是“多項選擇”，各國面臨不同的政策選擇。

　　10月31日， 歐盟認為，G20首爾峰會的召開正值關鍵時期，在應對金融和經濟危機中，G20扮演了關鍵角色，G20目前正處于轉折點，其工作重心正從緊急應對危機轉向更長期的協調合作。對此，宏觀經濟研究專家陳鳳英提到，面對“后危機時代”，G20正從協同刺激轉向協調增長、從短期應急轉向長效治理、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謀劃。她認為，G20正加速從應對金融危機的有效機制轉為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

　　G20如何在以發揮容納更多新興力量優勢的同時，盡可能避免因成員國過多而造成的“議而不決”劣勢，是G20在“后危機時代”國際金融治理的重大考驗。作為該制度形式的主要受益者，新興國家有必要聯合起來，集體捍衛G20這一制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