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篇

　　“碳江湖”的潛規則

　　9月22日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的四點主張，讓氣候問題一下成為全中國婦孺皆知的重大事件，然而關鍵的問題是：從淡漠到熱衷，并不代表我們對該問題的熟悉與真正了解，碳江湖的時代已經來臨，但“碳江湖”的潛規則卻可能是我們始料未及的。

　　下面就讓我們看一看在這一重大問題上中美兩國的重要角色。

　　美國：系統布局 環保與商業的雙收計劃

　　在國際減排與氣候變化問題上，美國由“拒絕者”到“主導者”的態度轉變，與美國的國家戰略及其系統計劃密不可分。

　　關于美國當代的經濟史，民主黨前核心智庫、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格利茨曾有清楚的概括，“在金融危機的背后隱藏著更深層次的宏觀層面的頭號問題，即當前的全球經濟體系處于嚴重失衡狀態。美國成為這些巨額儲蓄最終消費者的模式一直沒有被打破。”

　　這對美國來說當然是一種危機。為此，斯蒂格利茨給出的出路是“在下一個十年，利用一切機會，將減緩全球變暖產生的需求轉化為市場”。這就是現在的“氣候法案”承載的歷史使命。

　　用郎咸平的話表述可能更為直接，“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為什么要到2020年才生效，它留下11年的時間，其目的是讓我們做準備嗎？是，也不是，它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利用這一時間向中國大規模出口它的環保技術和設備。”

　　“要注意，在出口這些技術和設備的同時，美國一定會制定一套全球最為嚴格的標準，要想達標，你必須購買上述技術和設備。”在北京商務局與仕邦人力資源公司舉辦的“外經貿大講堂”上，郎咸平向在座的人力資源經理們拋出這一宏大的國際命題。

　　讓我們關注一下美國一個關鍵權力架構——美國參議院，這是《清潔能源安全法案》的下一個闖關地，只有參議院通過了，該法案才能正式生效。

　　“參議院目前有兩個應對氣候變化的立法委員會——環境委員會與能源委員會。前者支持環境立法，后者由重商派控制。”關注美國環保政策已久的李然(化名)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

　　目前，包括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四大石油公司和通用電氣在內的30家與美國經濟命脈緊密相連的企業組成了氣候變化戰略同盟。“這些與石化燃料關系密切的企業希望達成的目標是：在法案正式通過前，完成成本控制與技術研發。”李然說。

　　確切地說，美國對“氣候法案”通過與實施步驟，將與對由此產生的經濟代價的評估及準備步調相關。而要擺脫“由于較高的能源價格及能源密集型產品的價格給經濟發展帶來代價”的陰影，將這一計劃盡早實施，美國的國家戰略必須從“石油美元”向“低碳美元”進行蛻變和升級。

　　“這絕不僅僅是汽車和石油公司進行技術升級及技術控制的問題，它還將關系到華爾街的重心轉移。”李然說。事實上，美國有關低碳方面的資本布局早已開始。2003年，芝加哥氣候交易所開始進行二氧化硫交易，目前積累了200多個跨國參與者，這些參與者在未來將可能成為碳交易的主體。

　　更重要的是，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在全球進行了布局，其母公司美國氣候交易公司(CLE)全資控制了歐洲氣候交易所，此外，在印度、加拿大、新西蘭甚至中國都出現了它的身影。

　　或許，從上述簡略的縮影中，我們可以窺見美國動員全體力量所進行的準備，而在這一準備中，有三點亟須引起關注：“其一，作為美國未來最關鍵的國家戰略，與低碳相關的核心技術、資本布局等經濟元素均已進入系統布置，我們是否有所準備？其二，美國一定會推出一套與低碳相關的資本杠桿體系，對此我們是否不再像之前的金融衍生品一樣陌生？其三，在有關全球性法規、標準的制定方面，我們是否還會游離于規則制定者之外？”

　　中國：防守反擊 政策與企業的銜接難題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高級經濟師牛犁指出，“氣候變化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或是技術問題，將來誰在這個領域掌握了主動權和領導地位，就會在經濟、社會各方面獲得全球主導權。”

　　在郎咸平看來，美國如此推崇低碳國策，抑石油而揚低碳，其目的就是要通過壓制石油進口而壓制俄羅斯和巴西，而通過碳減排來打擊身為制造業大國的中國和印度。“美國的目標就是要通過改變游戲規則來重控話語權，把這些新興經濟體的利潤再牢牢吸附于體內。”李然分析說。

　　或許是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在2009年8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兩大法律案引起了重點關注：其一，《可再生能源法》在2005年通過后2009年即進行了修改，成為人大歷史上修法最快的法案之一；其二，通過原并不在全國人大會五年立法規劃及程序上的“關于應對氣候變化的決議草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內，來自企業層面的準備卻明顯不足。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黃孟復新聞) 就一語道破機關，“幾年前中國的新能源都是民營企業在搞，國企不屑于干這個。而幾年后五大電力系統參與進來，它們搞得力度非常大，財大氣粗，民營企業靠邊站。我聽說太陽能電站發電靠幾毛錢就競爭到了，而市場上需要兩塊錢，不顧實際情況，這樣惡性循環下去是不行的。”

　　“重要的不是跑馬圈地，而是核心技術。”黃孟復說。

　　的確，新能源絕對不是簡單的國企與民企的博弈。“在國際玩家正在主導建立的“碳江湖”的潛規則時，中國本土那些不好的潛規則急需收斂。否則，一葉障目，看不到問題的核心，將使我們錯失更大的機會。”李然說。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CCX的碳排放交易模式與我國CDM框架下的減排交易模式存在較大區別。在CCX的交易機制下，CCX會員可自行對減排量進行核證，在由美國金融行業監管組織(FINRA)進行認證公正后即可在CCX的平臺上進行交易。

　　而在CDM框架下，要轉讓溫室氣體排放額的企業必須先向國家發改委提出申請，經過審批之后，企業還需要經過一個第三方的評估，之后發改委才會把項目報告送交聯合國CDM執行理事會登記注冊。注冊完成后，發改委將負責監督實施并核證該企業能夠真正轉讓的溫室氣體減排量。

　　由于缺少一個透明的交易場所，以及市場管理的混亂，在CDM框架下，一些隱蔽的中介機構成了游資介入的突破口，中國的碳匯交易依然隱現被國外資本操縱的嫌疑。

　　此外，作為美國正在搶先建立的碳排放貿易體系的基礎，CCX模式強調市場的碳權定價，在資金問題上高度強調市場融資，在技術上強調知識產權與商業轉讓，這與我國一直主張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形成矛盾。據李然分析，“技術轉讓機制將成為未來中美在低碳問題上的談判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