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設置：個性化車牌

　　主持人的話

　　從今天開始，全國有車的人可以自行編排機動車牌號碼了。由公安部頒布的102號令《機動車登記規定》從10月1日起正式實施。根據這一規定，機動車牌號碼有兩種選取方式：一是通過計算機公開自動選擇；另一種是由機動車所有人按照各地制定的機動車號牌編碼規則自自行編排確定。

　　公安部的這一規定，不由得讓人想起了6年前一度在部分地區鬧得沸沸揚揚的個性化車牌運動。6年前，一些地方車管部門也曾搞過個性化車牌的嘗試，但在遭遇了種種現實問題的挑戰后很快就被廢止了。雖是如此，很多人卻一直還在懷念那個被自己的愛車激發出來的無窮窮創意時代。雖然今天公安部的這個規定與當年的個性化車牌在自由度上還是相差甚遠，但還是給了人們無盡的聯想和希望———個性化車牌又要“回歸”了。。

　　但是，這一次個性化車牌的“回歸”，就好比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大定律，是螺旋式上升的。吸取了教訓，也總結了經經驗，個性不再是任性，自由也不再是天馬行空，個性化車牌被帶上了枷鎖，關進了籠子。于是乎，人們對個性化車牌又有了新的認識。是邪？非邪？難免又會開開始新一輪的七嘴八舌。

　　話題策劃：

　　秦平 阮占江

　　參與嘉賓：

　　傅達林：高校教師

　　李勇：媒體從業者

　　唐俊：公司職員

　　金鴻：律師

　　從“大鍋菜”到“自助餐”的權利隱喻

　　（唐俊）

　　知情者大概都知道，這車輛門面上的三寸小牌變起臉來有多么不易。那清一色的“藍大褂”、“黃大褂兒”、“蠟白干兒阿拉伯數字”的披掛行頭已有年頭了，偶見數年前北京弄了項個性車牌政策，又讓那滿天飛的“CEO”、“UFO”、“WTO”、“CNN”不成體統地擠兌得叫了停，今兒終于見著個性化車牌再次“回歸”也倒是有些欣慰的。從內容上看，此次車牌自選較之前些年的地方性規則擴大了選擇空間，說起來似乎就是個事關車輛標識、外觀的小事，不過仍擋不住讓不少人開心，原因很簡單，畢竟少了層管束多了點自由，無論是管者還是被管者都舒了份心，雙贏了嘛。

　　有一個有關公、私權博弈的著名中國式困境：“一管就死，一放就亂”。但凡談到某個特定的社會治理事項，無論是公權部門，還是私權主體往往都有十足的理由大倒苦水。個中的原因如何或許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似乎總讓人忽視：如果將公權部門視為公共產品生產者，那么客觀地講，其產出的產品無論是從品種還是從花色上講都顯得有些單調，甚至明顯落后了。

　　說白了，就是太習慣做今天蘿卜、明天白菜的大鍋菜了，你“消費者”愛吃不吃，至于有沒有營養？口味怎么樣？那都免談。怎么辦？“消費者”只好自己想辦法，這一想辦法，不就亂了，于是一鍋蓋子蓋將下去，得，全消停了……

　　某地曾有一個經典式的場景：為限速并收費，在本來寬敞的馬路兩邊砌起兩堵S形矮墻，兩邊來車乖乖地擁堵兩端依次單向蛇行。真是佩服這樣“絕倫”的管理“想象力”，其實還是高高在上的惟管理者心態在作祟———事先畫地為牢，從不檢討其行為的合理性，而且總是預設被管理者不老實、添亂，久而久之，公權、私權的博弈便一日一日地變成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城管式治理怪局。

　　從這種意義上講，此次的車牌自編自選無疑是個不錯的范例。有道是“退一步海闊天空”：

　　其一，“退”其落后退伍的程咬金式三板斧執法，多多做些公共產品的“營銷”活動，多整幾個“套餐”讓人選選，多弄點親民的自助餐讓民眾沾點實惠，守法、遵法的人氣自然也會跟著旺起來。

　　其二，“退”其高坐廟堂等人膜拜的官老爺本位，俯首老老實實做個公共產品的合格生產者，你想著他的，他也必念著你的，人心都是相通的，鮮有天生的刁蠻主兒。

　　其三，“退”其施舍似的權力觀，還其民本主義的權利觀。今日車牌自選是民眾自由支配自己生活權利的一次復歸，而不是公權機關的施舍和雨露風澤，明日更要期待更多應然性權利的自由伸展與復歸！

　　服務、回應、引導、保護乃至終極上服從“權利”需求，才是“權力”的本質！這也許正是這次車牌號自編自選應該昭示的法理目標和意義。

　　私權自由離不開公權的精細照料

　　（傅達林）

　　應該說，這次的規定中有許多看似限制性的規范，正是多年來一些地方試行的經驗總結，既尊重了公民選擇的自由，又照顧了公共管理的需要，相信不會再出現像上次那樣制度設計上的缺陷。

　　其實，所謂的個性化車牌，無非是借鑒國外經驗而擴大公民自由選擇權的舉措。讓老百姓自己設計車牌號，是一種尊重個體興趣愛好、體現人文關懷的人性化政策安排，同時還能有效杜絕傳統的車管部門在發放車牌中的權力腐敗和謀私行徑。但是，對公民私權自由的追求并不意味著公權的絕對放棄，相反，公民自由權利的實現往往需要以公權的精心照料為前提。這就決定了主管部門在車牌發放過程中，既要盡可能多地尊重車主的自由選擇，同時又要兼顧公共治理的需要，在選碼、編碼上作出必要的限制。在美國，對這種個性化車牌也都制定了相當程度的限制性規范。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有200多個字母組合不能注冊車牌，包括FBI、CIA(中央情報局)、政府機構名稱、駐外機構和其他國家機構的名稱以及一些大學的名稱等，而且美國的公司品牌在注冊車牌中也受到了相應的保護。

　　可見，車牌的個性化選擇并非一個簡單的自由賦權問題，而已經關涉到了社會公共治理的思維與現實。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車牌的個性編排首先應符合整個社會的價值規范，尤其是要符合國家的法律規范和民俗規約。要做到這一點，主管部門顯然不能僅靠車主的文化修養和學識來自我約束，而必須確保車牌發放中的規范到位，對那些有違社會風化、蘊涵不良影響、同國家法律規范相違背的車牌編號作出限制性規范，并通過行政審查來引導我國的車牌編號向重文化內蘊、重正當愛好、重高尚品位的個性化方向發展，這才是保障個性化車牌永遠“個性”的途徑。否則，完全自由化的選擇帶來的不僅只是法律上諸多權利的沖突，還有整個社會公共治理的困境。

　　看似簡單的車牌，卻暗含著公共治理的深刻道理。在現代社會公共權力無所不在的環境里，公民權利面臨著被擠壓、被限制的危險。當選擇成為了一種權利，一個國家與社會為其民眾所能夠提供的選擇的機會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衡量這個國家與社會優劣的尺度。政府公共治理的目的不是減少或限制公民的這種選擇權，而是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所以，對于此次個性化車牌政策的出臺，或許離人們所期待的那種自由選擇仍有距離，但我們需要明白的是，任何的私人自由都不是絕對的，它需要公權精心劃出一定的“規矩”。而政府部門也應當學會對私權自由的照料，因為只有在事前充分考慮公民行使自由權可能帶來的種種問題，并作出充分的規范設計和應對預案，才能避免私權自由對社會公共治理帶來沖擊，從而實現私權與公益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