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零點，京承高速路收費站，司機王猛(化名)隔著半開的車窗，猶猶豫豫對著交警遞過來的測酒儀吹了口氣，顯示屏上的紅字慢慢變化，最后定格在了63。“喝酒了？請下車接受處理。”亞運村交通大隊執法小分隊交警王玉燦說。

　　截止到去年12月25日，北京交管部門總計查獲4695人次醉酒司機。多位一線交警認為，現在酒司機的違法成本實在太低，高度建議公安部等有關部門能再次降低醉酒駕車標準，“如果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50毫克就算醉酒，可處以拘留，肯定會讓許多人徹底重視起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鄔明安也表示，與其將希望寄托在修改《刑法》，增加“危險駕駛罪”上，不如首先加重行政處罰的力度。

　　重點夜查時間延至后半夜

　　1月7日凌晨，應對大雪的工作剛剛結束，北京交警在極短的時間里再度恢復了針對酒后駕車的夜查。

　　“按照公安部的規定，查酒后有嚴格的‘選點’原則，周圍燈光要好，而且不能在橋區匝道上。另外就是群眾舉報的熱點地區，要是哪兒有新開的大歌廳，周圍很可能就要設一個點。”王玉燦說。近幾個月，各交通隊執法小分隊頻繁出動，記者從宣武、東城、朝陽的多個交通隊了解到，重點夜查的時間現在已后延至零點之后，晚上8點開始的夜查開始減少，往往只集中在繁華路段和餐飲區周圍。

　　三名手持反光指揮棒的交警正在指揮司機依次停車，態度平和。記者看到，交警檢查時，往往把重點集中在兩類車上：最好的和最破的。奔馳、寶馬和小面幾乎逢車必檢。“這幾種車司機酒駕的幾率最高。”王玉燦告訴記者，如果司機不愿降下車玻璃，或者回答問話的時候答非所問，要么在車上四處翻東西，最后兩只眼睛死盯著前方，這都是喝了酒的征兆。“2008年夏天，我們在立水橋清河營夜查，一個小面司機發現怎么也跑不了，干脆撲通一聲跳進河里，可把我們嚇一大跳。”

　　手機也是取證的利器。有的司機在發現前方夜查時會突然停車，和車里其他人交換位置。碰到這種情況，交警往往來不及拿攝像機，只能掏出手機，一邊拍，一邊跑過去。雖說畫面晃動，但作為證據卻也足夠了。

　　在交警旁邊，三名協管員負責維持秩序。一位協管員說，碰見不配合、鬧事的，協管員要負責用攝像機取證，“差不多每個被查到的都要罵罵咧咧，但是真敢暴力抗法的為數不多。”

　　在記者采訪的一個多小時，被檢查的幾百輛車里，只發現了3名“酒司機”，而且都沒有達到醉酒標準。

　　交警建議

　　酒駕掛鉤個人信用

　　亞運村交通大隊副大隊長宋學文說，有的醉酒司機被查獲，直接從身上掏出厚厚一摞錢，非要往民警手里塞，只求“放我這一回”。對他們來說，1800元的罰款幾乎毫無意義，醉酒駕車的處罰中能有點威懾力的，只有拘留15天這一條。“現在不得不說，對酒駕的處罰太輕，罰款的標準是多年以前定的。”

　　記者采訪到的多位一線交警表達同樣的想法，由于處罰標準嚴重滯后，盡管夜查頻繁，卻總是有酒司機愿意冒險。交警們建議，最立竿見影的，就是降低醉酒標準，把現在的百毫升80毫克改為50或60毫克。只要達到這一標準，立刻可以拘留，哪怕設定不同檔次，分別拘留五天、十天至十五天，都能對司機產生巨大的震懾。“這些人可能不在乎罰款，但誰能不在乎進拘留所？只要他在乎，自然就不喝了，這就是提高他的違法成本。”

　　此外，還應該建立一個信用制度，能讓酒駕的處罰在經濟活動中體現出來。例如在買保險、交稅、向銀行貸款的時候，如果發現此人曾酒后駕車被處罰過，那么保費上浮、稅率提高、增加貸款利息、減少貸款額度等，多管齊下，讓一個人因為一次酒后駕車付出巨大的成本，自然能夠遏制他在酒桌上的沖動。

　　增設“危險駕駛罪”

　　難戒司機酒癮

　　成都孫偉銘、南京張明寶兩起醉酒駕車撞死多人的案件之后，法律界紛紛提出在《刑法》中增設“危險駕駛罪”。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趙秉志認為，司機主動守法率與發達國家有差距，可以考慮增設“危險駕駛罪”。

　　《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是結果犯,只有造成嚴重結果的才構成犯罪,這顯然不利于對酒駕案件的處理。但現在最新的立法已經有所改變，如《刑法修正案(七)》第11條在妨害動植物防疫、檢疫罪中增補了“危險”狀態的規定，這反映了刑法立法對過失危險犯的接納傾向，可以認為是刑法對危險犯立法的新進展。動植物疫情涉及到公共利益，酒后駕車則涉及到公共安全，因此將“危險駕駛罪”的基本犯罪形態設置為危險犯是有道理的——只要行為人在醉酒等危險狀態下實施駕駛行為，并且威脅到公共安全,即使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的也構成犯罪;若造成嚴重后果的，則構成該罪的結果加重犯。當然，如果是飲酒駕駛而沒有醉酒駕駛的，仍然可以按照交通違法處罰。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鄔明安則表達了不同意見。“如果把醉酒、吸毒后駕駛都列入危險駕駛罪，那么一些危險性相差不多的行為是否都要列入刑法？這樣的發展下去，很可能導致許多應該由行政處罰法處理的事情，最后都要由刑法處理。刑法是最后的手段，不應該在不必要的時候隨意使用。”

　　鄔明安說，如果用《刑法》規范酒后駕駛的行為，還涉及到大幅度提高執法成本的問題——動用刑法，必須要投入大量資源，如調查取證、審理、司法救濟等。發達國家中確實有危險駕駛罪，但這是因為這些國家沒有行政處罰體系,而中國則是有兩個處罰體系。如今，解決酒后駕車，最重要的莫過于嚴格執法，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行政處罰力度，罰款也可以根據醉駕行為的嚴重程度區別對待，甚至可以學習瑞士的現成案例，將罰款與個人財產掛鉤——一名瑞士富豪醉酒駕車，被法院判處相當于29萬美元的罰款。

　　“把違法問題‘犯罪化’的問題必須慎重。既然能使用行政處罰，就要盡量發揮它的作用，在行政處罰無效時，才能動用最后的刑法。”鄔明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