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29日電 11月19日、11月20日，兩份案件辦理報告送到了沈陽市人大常委會委員王佑啟的案頭上。報告分別來自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沈陽市公安局，就今年1月22日王佑啟等22名人大代表提起質詢案的辦理情況作出報告。今天的中國青年報報道了這件事件的始末。

　　——代表質詢終得解決

　　報道說，1998年沈陽市民孫剛因舉報于洪區小芳士村村支書李玉仁違法違紀問題，而被錯誤拘留、批捕、提起公訴并判決兩年有期徒刑這一冤案。尤其令人吃驚的是，這本是一起自訴案件，卻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而且錯誤的判決居然在開庭審理之前就已經由于洪區“三長會”(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公安局局長)決定。沈陽中院及時發現了這一錯案，發回于洪區法院重審，但區法院在長達3年多的時間里卻遲遲不予以審理。

　　該案的報道引起了沈陽市人大常委會委員王佑啟的注意。經過細致調查和研究，王佑啟當即決定，在1月19日召開的沈陽市第十二屆人大六次會議上，就這一錯案提起質詢。王佑啟的這一想法得到了21名人大代表的積極響應，他們一起在質詢案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1月22日，到會的其中19名人大代表就此案依法進行質詢。沈陽市公檢法“三長”當場承諾糾正錯案，并處理相關責任人。

　　1月31日，于洪區檢察院撤銷“孫剛涉嫌誹謗罪”一案。11月15日，本案中的另一位當事人李玉仁撤回對孫剛的自訴。11月19日，于洪區法院受理了孫剛國家賠償的申請。

　　至此，22名人大代表依法提起的咨詢案得到圓滿解決。

　　但在王佑啟看來，此次質詢的意義絕不僅僅在于糾正一起錯案，處理幾個責任人。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法律確定了司法機關獨立辦案、獨立審判的原則，無論是司法機關自身，還是社會其他方面都應該支持司法機關按這一原則辦事，為司法機關獨立辦案、獨立審判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辦案過程中，司法機關一旦屈服于權力的干擾，勢必喪失最起碼的社會公平和正義。“這就是我們22名人大代表就此案提起質詢的本意。”王佑啟說。

　　——錯案是怎樣產生的

　　報道說，從沈陽市公檢法分別向22名人大代表作出的調查報告中，人們能清晰地看到，一起簡單的自訴案，是如何在權力的干擾下，一步步演變為一樁沉冤5年的錯案的。

　　1998年1月底，李玉仁以涉嫌誣告為名，到沈陽于洪區造化鄉派出所報案，要求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并追究孫剛的法律責任。2月4日，自稱查戶口的造化鄉派出所一名干警和一名便衣在既沒有亮明身份，也沒有出示搜查證的情況下，非法闖入孫剛家中搜查，為錯案的上演拉開了序幕。

　　2月24日，派出所一鄭姓民警以涉嫌誣告誹謗罪為由，將孫剛送至于洪區公安分局刑警隊。刑警隊干警聽完案情介紹后的第一反應是：“誣告、誹謗案屬自訴案，我們不能收。”鄭姓民警隨即撥通了一個電話，結果案件糊里糊涂地就被收下了。當日，孫剛被錯誤拘留。3月2日，于洪分局提請于洪區檢察院批捕。

　　檢察院辦案人經過審查后認為，此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能否定罪、定什么罪把握不準，并于3月6日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討論中，各位檢察委員一致認為此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有的委員明確提出“此案系法院受理”。主管批捕的副檢察長吳志國提出“對孫剛不能以罪處理”。最后決定退回公安機關。

　　錯案本可就此避免，但3月8日下午，于洪區政法委召開公檢法“三長”會，改變了檢察院已做出的正確決定。據參加會議者回憶，會議由區政法委副書記張恒超(已故)主持，侯獻生副檢察長在會上首先發表意見，認為此案“經檢察委員會討論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侯獻生證實：“當時我和一些同志提出了誹謗罪屬于自訴案件的問題，會上討論比較激烈。”

　　于洪區法院分管刑事案件的副院長胡延平回憶說，法院也認為不應當走公訴程序，但既然定下來了，法院也只能服從。

　　政法委副書記張恒超最后的決定性發言讓不同意見者閉上了嘴巴：“按誹謗罪捕，公安補充偵查，送交檢察機關。”

　　區政法委形成的《三長會議紀要》寫道：“對孫剛處理意見：孫剛誹謗李玉仁一案，經‘三長’會議研究同意以誹謗罪批捕、起訴、交付審判。”

　　會后，3月9日，檢察院對孫剛批準逮捕。但檢察院還是在《逮捕案件審批表》中注明了自己的意見：院檢委會討論，此案定誣告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捕。

　　此案本應走自訴程序，公安局一開始就發現了這個錯誤，但因為某種原因卻堅持了這一錯誤。檢察院本可以及時糾正不予起訴，但在有關部門的壓力下再次犯錯。法院在開庭前仍然可以彌補這一程序錯誤，但遺憾的是，法院最后也將錯就錯。司法機關正是在“三長會”召集者的壓力下一再做出了違心的決定，最終導致錯案的發生。

　　——“三長”受到通報批評

　　沈陽市公檢法三家在向人大代表們的報告中，做出了認真的反思。

　　檢察院檢討：應該嚴格依法辦案，重視訴訟程序問題，但是卻執行了“三長”會議做出的決定，沒有堅持不同意見，違反了訴訟程序。

　　法院檢討：不能堅持依法獨立公正審判原則，盲目服從和執行。

　　公安局檢討：偵辦刑事案件，必須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但是本案在偵查的初始階段，特別是對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之前，辦案單位并未全面、客觀地收集能夠證明嫌疑人有罪或無罪、罪輕或罪重、此罪與彼罪的確鑿證據，仍然沿襲“先抓人后取證”的做法，使準確處理本案失去了可靠的前提和基礎；查處刑事案件必須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重實體輕程序，重打擊輕保護，是本案偵查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這不僅僅表現把自訴案件當作公訴案件處理，還反映在對不應采取強制措施的人采取了強制措施等方面，也正是由于這些程序上的不公正，使案件的實體公正失去了保障；必須加強公安機關內部的執法監督。上級公安機關對下級公安機關的檢查指導不力，是致使本案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重要原因。產生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是，受傳統思想影響，我們內部執法監督的側重點放在防止對犯罪嫌疑人處理的跑、冒、滴、漏上，對錯拘、錯捕等問題缺乏監督檢查，致使公安機關內部的層級監督不夠全面，難以及時糾正錯抓、錯捕的問題。

　　沈陽于洪區公檢法當事“三長”分別受到了通報批評處分。

　　沈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福禮對此次質詢案的總結可謂一針見血：“有關部門依法監督可以，過問也可以，但都應該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進行。過問一旦越界，就容易發生違法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現象。對辦案人來講，只要領導說了，錯了也不算錯，更不用負責任，正是這種錯誤思想導致辦案人不敢堅持獨立辦案。如何對待領導的批示和過問，是司法機關通過此次質詢案應該吸取的最大的教訓。”

　　“服從組織也要依法服從。”張福禮指出。(程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