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香港9月10日消息：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刊登其駐上海記者李永樂的報道，分析了浙江鄉鎮“老板當官”的現象。

　　報道中說，是否應該吸引私營企業的企業家入黨，是中國政治新動向之中，外界最感興趣的一大課題，這一課題目前尚未定案，而中國地方上已經實行的民主選舉，卻開始出現“老板當官”的現象。在浙江一些發達農村，越來越多的私營企業主，憑借自身的經濟實力，參與競選村委會主任，當起官來。

　　以小商品經濟聞名全國的浙江義烏市，據當地民政局官員稱，“老板村官”現象，在該市已十分普遍。來自浙南瑞安市上望辦事處今年6月的一項統計表明，幾十個村剛剛選出的村委會成員中，約30%是辦廠、經商的老板，“富人治村”趨勢十分明顯。

　　為什么浙江老板們那么熱衷競選“村官”？他們以何手段參與競選？該如何看待這種農村政治新動向？義烏市上楊村有個民營企業家楊保偉，就憑包括“捐款十萬元”等三項承諾，中選為村委會主任。

　　38歲的楊保偉是制筆廠廠長，在義烏算得上是富有的老板級人物。五個月前，他選上了村委會主任，成為村政的核心人物。

　　競選期間，楊保偉敲鑼打鼓，在村中貼出十多張“紅榜”承諾書，言明如當選村委會主任會做三件大事：捐款人民幣10萬元，用于全村今年的年農業稅費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職三年的務工補貼，全部捐給老年協會開支；努力為群眾服務。

　　于是，10萬元成為楊保偉助選的“利器”。第二輪選舉中尚處劣勢的他，在第三輪選舉中，反敗為勝，當選村委會主任。

　　老板捐資參政現象，引起了人們的議論。競選“村官”時滲入經濟手段，有否影響選舉的公正公平？捐資競選是不是賄選？負責指導的有關職能部門，對這種現象是提倡還是制止？當選結果有效還是無效？種種問題接踵而來，人們的評說不一，有肯定，也有否定。

　　報道指出，調查中發現，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但須規范和引導。一些政府官員和專家指出，對這種現象妄下定語是不切實際的，過分的擔心沒有必要，對此行為責備更不必。

　　有三點看法是明確的：一是這一行為沒有違法，因為相關法律沒有規定行還是不行；二是村民自治的民主進程，包括選民素質，都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三是依法選舉與符合各地農村農民實際的結合點上，需要探索研究。

　　那么，上楊村民的選擇楊保偉，是否沖著10萬元的捐贈？在上楊這個年銷售將近1億元的村莊，村民都否定這個假設的存在。

　　上楊村從1997年大規模制筆以來，經濟飛速發展，即使是窮人家，也有4萬元至5萬元的存款。因此，捐贈的10萬元，平均到每個村民頭上，能在選票上引起的反響，實在沒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了。

　　一個村民說：“那么一點錢，還收買不了我的選票，關鍵在于，覺得楊保偉是個能人，跟他一起干，村里發展會快起來。”

　　但是，也有人擔心，人們把視線投到更廣的范圍時，將不得不承認：新崛起的富人階層，可能會利用自身經濟實力，以購買選票、進行賄選等不正常手段，尋求掌握政治權力。

　　報道中談到，中國農村問題專家黨國英說，老板參政是歷史的必然趨勢。這種“富人政治”及其伴隨的某些不良現象，是實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現象，并不奇怪。他認為，如果政策調整得當，鄉村富人階層，可以成為推進鄉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黨國英說，發達地區部分農村的經濟社會結構發生較大變化，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開放社會。這些地區的鄉村居民，對民主政治有強烈需求。他說，鄉村社會新崛起的富人階層，對民主政治的需求最強烈。原因有二：

　　一是他們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使他們有可能過問政治；二是他們所從事的市場活動，需要穩定的政治規則來降低不確定性，以保證投資獲利的穩定預期，而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確定性的制度。

　　義烏市民政局副局長蔣守訓也反復指出：“老板參政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他說，新富參政的目的無非是：為人一生，留個好名聲，過過“村官”癮，讓家鄉熱土變變樣。比較而言，通過當“村官”撈一把的人很少。

　　在他個人看來，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人站出來競選“村官”，至少應當看到這些老板有能力的一面，讓村里的“能人”經依法選舉后，把自己的事業和集體的事業結合在一起，應當不失為一種“雙贏”的思路。

　　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俞敬忠，最近也向高層呼吁：“應大膽起用農村先富起來的能人。”俞敬忠在調查中發現，農村情況盡管千差萬別，但有一點是相通的——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的核心是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