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8月3日消息：今年高考期間爆出的山東曹縣高考替考事件，為當前一些地方官員不顧原則片面追求“政績”敲響了警鐘。目前，有關責任人已受到懲處，該事件似乎告一段落，而有關人員似乎也可以繼續安心做官。

　　今天出版的中國青年報發表署名“蔣韡薇、鄭琳、杜涌濤”的文章，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反思，指出學生是替考的直接受害者。

　　7月7日，劉強(化名)坐在高考考場上，高考的作文題是：呼喚誠信。看到題目那一刻，劉強呆了，從考場出來，他還感到耳根發燙。事后，他向朋友袒露心聲：“我能寫什么呢？我能寫我違背了誠信原則，昧著良心替考嗎？”

　　劉強去年以高分從山東省曹縣一中考取某大學。誰也無法斷定，今年高考有多少類似劉強的“槍手”坐在考場里，寫這篇呼喚誠信的文章。

　　本報在7月10日刊發曹縣一中高考替考成風的報道后，來自四面八方的讀者來電來函令人震驚地重復著一個信息：我們這里高考替考、舞弊的現象比曹縣還嚴重，來我們這里看看吧！

　　參加替考的學生似乎可以找到無數個替考的理由：

　　“我痛恨這種不公，但我也想過把自己的高考成績賣掉，因為我家太窮了。”李貴(化名)面對記者，聲音哽咽了。

　　李貴是曹縣一中高三復讀班的學生，去年高考沒考好，家里咬著牙讓他復讀一年。但就在今年高考前夕，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打倒了他父親。3萬元的醫藥費，也打倒了李貴想憑自己的能力，堂堂正正做人的決心。

　　在曹縣，一個政府干部的平均月收入約500元，而農民的收入還遠在這之下。如果供一個大學生讀書，學費的壓力就會變成全家人頭上的一座大山。貧窮，成了許多學生替考的重要原因。

　　記者在曹縣一中復讀生租住的民房里看到，不足7平方米的屋子里，擺放著四張木板架設的床，幾乎沒有任何家具。一盞8瓦的白熾燈是惟一的光源。屋子里有一條粗粗的、黑黑的塑料繩，不知誰碰了一下，竟飛起上百只蒼蠅。記者這才注意到，那塑料繩原來是綠色的。

　　學生們直言，要離開這里，上大學是惟一的出路。

　　但上大學對他們來說，談何容易？今年高考錄取分數線，北京和山東的分數差已達到150分。在差一分就可以改變一個人命運的高考中，150分意味什么？

　　一位去年高考替考過的曹縣籍大學生在給我們的信中說：“我們沒有出路，我們也忍受著良心上的折磨。這件事情發生后，許多人說，在高考這種最公平的事情上還發生這樣的事，令人心寒。但是，高考真的公平嗎？分數面前真的人人平等嗎？為什么同樣的成績，在有些地方就能上重點大學，而我們，只能上中專？高考已經在大的環境下不公平了，高考早已失去了它的權威性、公正性，憑什么要求我們恪守道德？”

　　一位農村考生對記者說：“這種事情(高考舞弊)在許多地方都非常普遍，不只曹縣，也不只菏澤，更不只是山東。我們要想不種地，只有擠高考這座‘獨木橋’。但許多高考大省的分數線很高，在這種情況下，替考、買分也就很自然地發生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讀者致電本報，強烈要求記者等高考成績公布時去他們那里采訪。“你會在學校門口看到一個壯觀的分數自由市場。買賣都是公開的，組織者就是學校的老師和教育局的人。這種情況已經持續好幾年了。”

　　“我們也恨替考，但我們有什么辦法呢？大環境的公平沒有，何談小環境的公平。有錢有勢的人家都找人替考。我想上大學，可是我的機會先是被別的省成績不如我的占了，再被本縣那些替考的占了。我只是一個學生，我除了同流合污，還有什么辦法？”

　　1998年上高二時就曾替人高考過的王恒(化名)說：“當時我才16歲，我也知道那樣做是不對的。可我當時的處境不允許我不答應。我是班里前三名的學生，全班前10名的學生都有‘任務’。那是一位副校長安排的，如果我不答應，明年的高考就可能有麻煩。”

　　王恒痛心地說：“我深知這些現象不是我所能改變的，替考之風不會因為我個人的反對而會有絲毫的減弱。這就是社會給我們上的第一課！”

　　他在信的結尾懺悔和呼吁：“我錯了，我的良心將會一輩子忍受折磨。我也知道，我替別人考上了，將會有另一個不知名的考生因此而落榜。但我想說，我也是受害者。從良心到利益，替考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們這些窮學生。我希望你們這則報道不要像其他新聞那樣不了了之。但愿全民共反思，從根本上、從制度上能有所改觀！”（蔣韡薇、鄭琳、杜涌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