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7月10日消息：今天出版的《中國青年報》刊登該報記者鄭琳、蔣韡薇、杜涌濤的報道，披露了山東曹縣一中在高考中的舞弊行為。

　　劉強(化名)是某重點高校大一的高才生，但今年7月7日，他又出現在山東曹縣高考的考場上。不過，此時的劉強已更名為張健行(化名)，他的學籍檔案上的學歷也變成了高二，當然，這份學籍檔案也是偽造的。

　　劉強是被有關領導主動找上門的。找他的人只有一個動機：頂替張健行參加高考；而劉強的目的也很單一：一旦考上，從中可以賺取一筆不菲的酬勞。

　　像劉強這樣的高考替考事例，在今年曹縣一中參加高考的學生中不是一例兩例。無論是學生、老師、家長，對此無不知曉，甚至連路邊的三輪車夫也向記者拍胸脯，稱可以幫助推薦老師聯系替考。

　　一位學生說：高考替考在曹縣已是公開的秘密。

　　6月中旬，中國青年報接到一封來自山東曹縣的舉報信。舉報信中說：“我是曹縣一中高三理科班的學生，一些家長想法兒讓去年考上大學的尖子生來替他們的孩子考試，俗稱替考。方法是一切檔案都是被替考考生的，只有相片是大學一年級回來的學生的。”

　　“這股奇風刮得太大了。照相報名正好在‘五一’放假期間進行，這一次就有數以百計的大學生回來照相。”

　　“為什么考上大學的學生會冒險呢？條件是優厚的。先給1000元生活費，又稱定錢，即確定回來考試，考上本科再給1.5萬元到兩萬元。”

　　“當然這里缺少不了得好處的介紹人，就是學校的老師。從春節到‘五一’期間，他們以慰問學生、家訪的名義去游說。”

　　“本縣大學的學生(來自本縣的大學生)找完，找外縣的及外省的。這都找完了，把‘黑手’又伸向在校高二的學生，讓他們來替考。今年曹縣一中在校畢業生(包括往屆生)2600人，(而高考)報名人數達3200人。”

　　信中最后呼吁：“我面對十幾年的奮斗就有可能付之東流，希望能有一個公道的說法，扼制住這股社會的暗流。”

　　接信之后，中國青年報先后兩次派記者趕赴曹縣明察暗訪。

　　在曹縣，記者隨機走訪了幾十名高三應屆學生及補習班學生，被采訪的學生無一例外證實，替考現象十分普遍。“不是今年一年，好幾年來都有。以前少，后來越來越多。因為山東高考從明年開始實行‘3＋X’，為趕末班車，今年替考的人數大大超過往年。”

　　一位高三補習班的學生這樣對記者說：“我們也很生氣，但更多的是無奈。如果我們把這事向上匯報，學校能讓我們上不了大學。”

　　另一位同學說：“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了。”

　　被采訪的學生都非常熟悉替考程序：“一般都是班主任幫助聯系。班主任知道自己的學生哪個學習好，哪個考上了好大學，就做他們的工作，讓他們回來替考。”

　　“如果是趙姓學生替李姓學生考，在辦準考證的時候，趙姓學生就以李姓學生的名義去照照片，最后以李姓學生的身份參加高考。這次‘五一’放假，就回來了好多大學生來照相。而李姓學生，仍姓李，再換一個名字也參加考試。”

　　“再一個辦法就是請高二學習好的學生，他們也愿意有個機會試一次。如果他們考上了大學，百分之百自己是不會上的。高二都能考上大學，明年當然能考上更好的學校，賣給別人，又賺了錢，又多了一次鍛煉的機會，何樂而不為呢。”

　　“還有一些是考完以后直接買賣錄取通知書。張三考上大學，或因考得不理想，或因經濟困難等原因，把錄取通知書賣給李四。到大學報到的還是張三，因為要核對照片和本人的身份，可大學開學后，就是李四去了。從此，李四就一輩子叫張三的名字，或以后再想辦法改過來。”

　　學生們告訴記者，改名字、改年齡在這里非常容易，“只要花200元就行”。

　　“現在的替考實際上就是從以前的買賣錄取通知書發展來的。有老師幫忙，風險很小，學籍檔案都可以偽造。”

　　還有許多學生向記者證實，高考替考這種現象不是曹縣一中一所學校有，也不是今年一年才有。“我們這里別的學校也有，只是一中學生多，所以替考的也多。”一些學生甚至說，在整個菏澤地區，這都不是什么新鮮事。“在菏澤某中學，今年高考也有不少學生替考。”

　　高考前夕，記者假扮生意人，私下分別找到曹縣一中的幾位老師，稱想找人替考。幾位老師都表現得極為熱情，滿口答應：“沒問題，只要有錢，就是學習再差，也能找人替考上大學。錢多，想上哪個大學就上哪個大學。”

　　某位老師告訴我們，想上大學有兩種辦法，一是提前預訂已上大一的學生或高二的尖子生，交幾百元定金。“我可以幫你先提前預訂，免得訂得晚了，好學生都被訂光了。”二是等考完大學后再買別人的錄取通知書。那時候誰考得好買誰的。

　　他還給記者講了具體價錢：本科一萬元，重點一萬五或兩萬元。“前兩年一個孩子花了4萬元，找人替考上了×大(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記者注)。”“專科便宜，6000元就可以了，但專科畢業找工作難，沒什么人買。”

　　另一位老師甚至非常“好心”地告訴記者：“這事也有風險，就像賭博一樣。如果你個人操作，就很難換檔案，容易被高校發現。但要通過老師，我們就能做好一切工作。當然也有極個別被高校發現的，那時候就看你能不能買通高校了。”

　　7月6日，記者暗訪的消息在部分學生中傳開后，校方立即找到有關學生進行詢問，并帶領學生，暗中到記者所住的賓館指認記者。隨后，曹縣有關人員每天頻繁登門主動與記者“溝通”。而學生們暗自向記者通風報信：好多替考的大學生已于7月5日回來了，更多的將在7月6日回來。

　　7月7日，記者在縣委宣傳部有關領導的陪同下，直接采訪了曹縣一中校長汪洪祥。汪說，今年高考畢業生數目(包括應屆生和往屆生)是2976或2978人，“具體我沒過問。”“有沒有替考，我不清楚。但我在班主任會議上說了‘誰的班出替考，我處理班主任’。”“要有個別學生無視紀律，自己操作，我管不了。”

　　汪說：“學生買分的現象去年有，也有報紙登過，我們不回避。有的學生考上后，上不起，就賣了。還有的是因為自己考得不理想想明年再考，也賣。這是私下交易，學校不知道。至于怎樣操作，我不知道。”

　　“也有的家長有錢，孩子又考不上，就想買分。但有沒有預定，我不知道。”

　　“高三補習班的人數多，我也管不過來，具體情況不清楚。”

　　“照理說不應該有大一的學生回來替考，要不就是考的學校不理想。只要拿著去年的畢業證，就可以來報名。只要不是在以前的班主任處報，別人不認識他，就行。”

　　據悉，1996年，曹縣一中高考大幅度滑坡，在菏澤市排名倒數第二。現任校長汪洪祥在這種情況下接手出任校長，高考成績一年止跌，第二年大幅回升，到第三年，高考成績便躍居全市第一名。

　　記者在汪校長的筆記本上，看到一個最新的會議記錄：

　　緊急會議，7月6日。

　　地點：招待所西樓會議室。

　　主持人：曾慶詩(主管教育的副縣長———記者注)。

　　李安現書記(分管教育的縣委副書記———記者注)講話：高考成敗，取決于我們在座的各位。

　　1、提高認識，增強做好此項工作的認識，把高考工作提到重要日程上來。把此項工作提高到“三個代表”的重要性的高度。對我們曹縣而言，(高考)如果出了事，就會影響我們曹縣的形象。

　　2、要求各位領導認真分析和排查一下參加高考的考生是否有替考現象。有，你學校的班主任最清楚。有者，明天堅決不能再考。哪個學校出了問題，處理哪個學校的校長。私立學校出了問題，考慮你的辦學資格問題。哪個班出了問題，考慮班主任的問題。

　　3、今天的會議要保密，要做到內緊外松，該傳達的傳達，但不該說的絕對不說。

　　王玲部長(縣委宣傳部部長———記者注)在會上講了為什么召開這次緊急會議，要站在講政治的高度上落實好這次會議精神。

　　曾副縣長強調：今晚(指7月6日，高考前夜———記者注)無論如何要落實好會議精神，開好班主任會議。把李書記的講話迅速傳達到班主任中去。辦學秩序比較混亂，長期下去肯定會出問題。

　　7月8日，縣委副書記李安現，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王玲以及副縣長曾慶詩主動找到記者駐地。他們表示，歡迎新聞單位進行輿論監督。為不影響高考正常進行，待高考結束，縣委、縣政府將組織班子，對此進行嚴肅調查。

　　曾副縣長說：“縣里的態度是一不保護、二不回避、三要查出結果嚴肅查處。”

　　究竟有多少畢業生？

　　在曹縣一中提供的花名冊上，應屆生和往屆生人數共有2534人(教導主任稱還有兩個班近200人的名單沒有提供給)，而準考證名單上的人數則是3125人。多出591人。但校長說的畢業生人數則為2976人或2978人，與這兩個名單均對不上。

　　對此，校方的解釋是，多出來的部分有些是社會青年參加高考，有些是往屆生雖然想在一中補習，但為了逃避交補習費，就混在班里上課，也有部分是高二的學生。而學生則說，這些人都是臨考前才多出來的，從未和他們一起上過課。“如果是覺得一中補習效果好，現在才來有什么用”。“再說，學校把升學率看得比命都重要，根本不會讓一般社會青年來考，這會把升學率拽下來的。”

　　在暗訪中，學生告訴記者，高考前夕，每個補習班突然多出了一些學生，每個班多幾個到十幾二十幾個不等。學生們斷言：“這些人都是回來替考的”。

　　一位學生告訴記者，他們班拍準考證照片的時候，班主任隔幾個人就塞進來一兩個陌生面孔，“這些人我們從來不認識，怎么就成了我們班的？這里面肯定有鬼”。

　　此外，“還突然多出了理(科)補(習)11班和12班(一中理科補習班為10個)，每個班人數都在100人以上。這一年都沒有這兩個班，突然多出來，肯定也是替考的。”“這兩個班很神秘，在高考體檢時，也是排在最后，但我們都沒有看到他們體檢。”

　　記者與校長核實此事時，汪校長說：不知道有理(科)補(習)11班和12班。

　　學生們還給記者指認了部分替考學生名字，本名和準考證上的名字根本不一樣。“他們不是替考的就是被替考的”。

　　究竟有多少考生臨陣缺考？

　　7月7日，高考第一天，記者在曹縣三中考場看到，有公安車輛停在門前。

　　7月7日晚，記者向曹縣教委副主任賈金海詢問缺考情況，賈告訴記者，頭一天缺考人數是199人，“但沒有具體名單，只有缺考學生的考號”。

　　7月8日晨，記者再次與賈主任聯系希望提供缺考考生名單，得到的回答是：只有人數，沒有考號。

　　7月8日中午，經第三次交涉，得到的回答是：人數不太清楚，也不能給，需請示市招辦。記者與市招辦有關領導聯系，回答是還需請示省招辦。

　　直至記者發稿，曹縣今年高考究竟有多少人缺考，缺考的原因是什么，仍是一個謎。

　　仿佛一切跡象都顯示，大批替考的學生臨時退出了今年的高考。但7月8日晚，先后有數位學生向記者證實，退出的只是少數，他們都在考場內見到過大一學生的面孔。一位大一的替考生向他的同學說，他們(指記者)無法查清我，因為我既不是用的真名，又不是用的往屆生的身份參加考試。

　　“我本來以為學校是塊凈土，但現在看到學校的種種黑幕，真叫人失望。”說到這兒，這位提供情況的學生聲音有點哽咽。他坦承，“我家里生活也很困難，如果不是你們這次來采訪，我也會把自己的考分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