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后，中國足球的水平高低、何時闖入世界杯等話題成了人們、特別是球迷的話題。其中，中國職業足球聯賽的何去何從以及國企與中國足球的關系等問題更是談論的焦點。為此，本版今天刊載了新華社的分析文章，對國企應不應該退出、如何退出等問題進行分析。

　　國企阻礙民企投資足球

　　不止一個足球俱樂部的負責人表示這樣的擔心：中國職業足球靠著國企的扶持才成長起來，如果這些國有壟斷資產相繼退出，中國職業足球可能隨之垮掉。中國足球職業化歷史不長，已取得一些成效，如果國企退出，又找不到有足夠實力的私企接手，中國足球職業聯賽可能消失，老百姓不會答應。

　　曾任四川全興俱樂部總經理的許勇說，沒有國企參與足球也不行，“沒錢玩不了足球，中國民營企業真正有實力來支撐一個足球俱樂部的不多，足球需要持續投入，如果沒有一家巨無霸的企業，是很困難的。”

　　支持國企退出足球的人士則表示，從宏觀上看，正由于國有企業不計回報的投入，才提高了整個中國足球的成本，讓一些民營企業“敬而遠之”。如果這些國有壟斷資本能夠陸續退出，那么，整個中國足球的環境將會得到很大改良。民營企業所需要的，正是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

　　一直呼吁“國企退出足球”的全國人大代表常金月認為，成功的民營企業都愿意贊助體育，因為這是健康、積極向上的東西，有利于提高企業的品牌價值和社會影響力，但國有資本特別是壟斷國有企業抬高了體育產業的門檻，把別的企業都給憋死了，這不是好事。

　　曾任上海申花俱樂部市場總監、現任迷球網總經理的王俊生也認為，國企主導職業聯賽，對民營企業來說，是一種不公平競爭。

　　由民營企業投資的陜西國力俱樂部當年雖然曾經創下西安“金牌球市”，但隨著足球運行成本被哄抬得越來越高，國力俱樂部最終難以為繼，從中國足壇消失。曾任國力俱樂部總經理的葉保增告訴記者：“與民企相比，參與職業足球的大型國企的經濟實力處于絕對占優的地位。民企很難真正與國企進行平等的競爭。”

　　民企“花自己的錢心疼”

　　足球職業化之初，范志毅還騎著自行車往返家里與訓練基地，而擁有一輛助動車的成耀東，每次進出基地，都要惹來齊刷刷的羨慕眼神。十幾年過去了，中國足球運動員以遠遠超過尋常百姓的收入增長速度，一個個暴富起來。

　　王俊生說，中國足球的“物價”被“哄抬”起來后，俱樂部之間進行惡性競爭，其直接得益者就是球員。球員迅速成為暴富階層，這種脫離市場規律的現實除增加俱樂部成本外，更負面的東西就是足球的社會影響漸漸走向消極。而本身沒受到多少教育的球員，驟然邁入暴富階層，開始漸染惡習，主動或被動地疏遠了與球迷的距離，使中國足球運動員的形象大打折扣。

　　他說：“足球的核心是人，這些國企俱樂部在球員身上大把花錢，球員拜金主義盛行，這些年一直喊減薪，但已經騎虎難下了。如果是民營企業，肯定是一開始就很慎重，量力而行。畢竟花自己的錢心疼。”

　　山東體育科研中心研究人員王立紅說，中國的人均年收入不到一萬元，而一個球員的年薪可以達到上百萬元，購買一個球員也需要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這就是各家俱樂部競相炒作的結果。據統計，甲A球員的年薪是中國人均年收入的130倍，而英國、德國、法國、西班牙等世界頂級足球聯賽，球員收入與普通人群的收入差距最多也不過30倍。

　　王立紅說：“國企的介入讓一些投資人花著國家的錢不心疼，拿著國家的錢哄抬物價。如果由民營企業老板來經營球隊，那么，他們在花自己的錢之前一定會三思而后行，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這種惡意炒作。”

　　國企退出需要過程

　　自從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以來，經營過足球俱樂部的企業或單位約有40家，如果算上那些冠名球隊的企業，那么與甲A、中超職業聯賽有關系的企業超過100家。近年來，不斷有國企退出足球，例如紅金龍集團、紅塔集團、華晨集團、平安保險、全興集團、青島頤中等。

　　常金月說，足球職業化之初，國有資產確實起到了應有的作用，因為那時候的足球還帶有公益性質，但隨著職業化的發展，“國企足球”的大規模爆發也成為一種表現在足球領域的腐敗現象，所以現在應該開始進入國有資本退出中國足球的階段了。他建議國有資產盡快從中國足球中剝離，但他承認這不是一件短期內可以實現的事情。他表示，國有資產退出中國足球要分階段施行。

　　王立紅表示，國有資本會何時和怎樣退出中國足球呢？按事物的發展規律看，無非兩種方式：一、像云南紅塔和青島頤中那樣直接退出，由民企接手；二、像山東魯能泰山俱樂部那樣，即逐漸減少山東電力輸血式的投入，向俱樂部自負盈虧的方向轉化，在不遠的將來，使俱樂部成為真正獨立經營的股份制企業。她說：“代表中國足球未來的，應該是后一種方式。總之，國有企業退出中國足壇將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是三年，也可能是五年，但最終退出從而完全與國際足壇接軌，是必然的。”(羊城晚報/ 肖春飛　蔡擁軍　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