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6月1日四家國有銀行宣布ATM機跨行收費以來，銀聯收費一直是老百姓關注的熱點問題，而最近盛傳銀聯正在醞釀100項收費的消息更進一步讓銀聯成為社會輿論的攻擊靶子。雖然隨后銀聯否認了該消息的可靠性，但銀聯收費仍將是一個令絕大部分老百姓感覺有話要說的話題。

　　法治的理念已經被很多人所熟識，最近人大代表通過人大質疑跨行查詢收費以及消費者聘請律師狀告收費銀行都反映了人們法律意識的增強。但銀聯收費本身是否是法律所能解決的問題則是很值得思考的。銀聯收費本身涉及很多法律問題：從企業定價的角度而言，涉及到價格法；從銀聯壟斷地位的角度而言，涉及到反不正當競爭法以及正在制定的反壟斷法；從銀行收費不開發票的角度而言，涉及到發票管理辦法、《營業稅暫行條例》等稅法；從銀行和消費者的關系的角度而言，涉及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從收費作為一種基本的民事行為的角度而言，涉及到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民事法律；另外，作為規范銀行業的基本法律———商業銀行法等金融法同樣與此相關。但仔細思考以后，則會發現，法律不過是這個問題的一個思考維度而已，法律難以解決這一問題。

　　雖然銀聯收費的理由很充足，甚至開始訴說自己的“苦衷”，但這些理由實際上都是很容易駁倒的。其實，老百姓只需要知道銀行業是在賺錢(甚至是高額賺錢)還是在虧本就能回答是否應當收費了。

　　從銀聯收費很容易聯想到北京居高不下的手機資費，也很容易聯想到郵局工作人員令人“敬而遠之”的面孔，進而也不難聯想到“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政府機關。他們之所以敢這么“橫”，而且讓你一點辦法都沒有，就是因為他們是壟斷者。他們或者是政府扶持的，或者是政府出資的，或者是和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的。總之，離開了政府，一個企業想獲得壟斷地位，特別是長期的壟斷地位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不可想象一個與政府沒有任何關系的企業敢于把自己的大部分消費者樹為敵人。因此，規范銀行收費的癥結在于規范政府行為，只有真正將政府與企業的界限劃分清楚，只有真正將那些與政府有千絲萬縷聯系的企業變成市場主體才有可能解決“非正常”市場主體的種種“非正常”行為。

　　(來源：法制日報，作者：翟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