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過往的教訓表明，實現經濟增長不是政府惟一的職能，政府的首要正當職能是維護正義，通過民主與法治體系，對社會進行公正的治理
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于10月8日在北京開幕。這次會議的一個主要議程是研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問題，審議《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稿。可以預料，這份文件將著重從體制上、機制上來保障社會公平，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就業(yè)，并可能在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社會保險等幾個重點領域進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以利于低收入者和貧困群體分享更多改革和發(fā)展成果。集中討論這樣的政策方案，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理念正在發(fā)生相當根本性的轉變。
在改革的早期階段，整個社會關注更多的是擺脫貧窮、增強國力，因而，經濟發(fā)展、經濟改革，就成為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尤其是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為市場經濟正名，狹義的經濟增長，成為地方政府所追求的首要目標。大多數經濟改革措施，也都是圍繞著促進增長而展開的，比如國有企業(yè)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招商引資政策調整、民營企業(yè)政策調整。
凡此種種努力，確實帶來了90年代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從而增強了國力、改善了民眾的境遇。但是，這種高速增長也具有某種內在缺陷。首先，以高投入和高能耗為特征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帶來了資源短缺、環(huán)境污染等諸多問題。其次，高速增長盡管讓絕大多數民眾的境遇有所改善，但這種改革的幅度差異極大，導致全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尤其是部分群體依靠灰色手段獲得財富，使得這種貧富差距更為刺眼。再次，社會福利領域進行的改革既不完善，又通常以政府“甩包袱”為導向，因而導致某些公共品供應相對萎縮，民眾負擔加重，這以教育和醫(yī)療領域最為典型。
因此，過去若干年來，從民眾個人生活到政府財政收入，全社會的財富大幅度增加了，但社會各個群體之間、民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卻似乎趨于緊張。正是為了應對這些問題，近幾年來，中國共產黨開始調整政策，也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設想，包括“以人為本”“科學發(fā)展觀”，以及最重要的“和諧社會”概念。它是在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正式提出的，2005年2月胡錦濤總書記進一步闡述了和諧社會的基本內容：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與此同時，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也紛紛進行一些政策探索，包括建設新農村、增加政府對農村教育的撥款、重新啟動醫(yī)療體制改革、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等等。同時，司法改革、環(huán)保、土地等領域建立督察制度，旨在為建設和諧社會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十一五”規(guī)劃則強調了能耗指標，旨在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將使和諧社會理念制度化，并通過明年召開的“十七大”而成為未來相當長時期政治與行政活動的指導性綱領。
這一轉變，實際上意味著各級政府要重新定位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重新安排自己的職能。
可以說，過去若干年，中國整個社會帶有強烈的物質主義色彩，整個社會趨向于商業(yè)化，民眾也以財富為惟一珍貴的價值，各級政府則拼命地追求經濟增長和稅收增長，地方之間展開為了增長的競爭，地方政府不惜代價營造良好的增長環(huán)境。而因為地方政府的權力未能有效限制，所以，地方政府經常為了增長而犧牲環(huán)境、生態(tài)，比如，有些地方在招商引資時就明確向投資者保證，若干年內不會允許環(huán)保部門入廠檢查。為了增長，地方政府也犧牲部分民眾的權利，比如，在企業(yè)主與勞工之間嚴重偏向企業(yè)主，在征地環(huán)節(jié)犧牲農民權益，又與開發(fā)商合謀推動城市房價上漲。
可以說，以增長為惟一導向，導致政府職能錯位，行為扭曲，進一步導致社會的失調，也造成了文化與精神的失調，比如，城市政府為了推進房地業(yè)發(fā)展，而盲目進行城市大規(guī)模改造，導致城市文脈斷裂、特色消失。
因此，建設和諧社會，首先應該是社會形成新的政府觀，政府重新定位自己職能。過往的教訓表明，實現經濟增長不是政府惟一的職能，甚至也不是政府最重要的職能。政府的首要正當職能是維護正義，通過民主與法治體系，對社會進行公正的治理。在此基礎上，政府可以按照民主財政程序，進行適度的再分配，使每個人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假如政府能夠做到這一點，經濟自然會實現增長，而這種增長不會擠壓對于人的正常生活來說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價值。人們在享有一定財富的同時，也可享有和諧的社區(qū)、寧靜的心靈、美好的風尚、優(yōu)雅的藝術、美麗的自然與人文環(huán)境等。經濟增長是一個“好社會”所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但假如政府一心一意地追求經濟增長，那經濟增長就會吞噬其他價值。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