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0日電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任志強——他不是資產最多的房地產商，卻絕對是招來罵聲最多的。別人忙著悶聲發大財，他卻忙著不停發表高論，盡管板磚橫飛，他依然照說不誤。他說，“真理不辯不明。”若以資產而論，任志強的華遠地產公司或許進不了京城地產三甲，但近兩年來任志強只要一開口說話，江湖上必然是一陣刀光劍影。

　　記者在近日召開的“城市觀點論壇”上專訪了這位冷面總裁。

　　“畫像”冷面總裁

　　任志強給某些記者留下這樣的印象：“他看起來很兇，從來沒見他笑過。”華遠集團的員工們很少能見到任志強的笑容。即使是在電梯間里和他打招呼，他也常常若有所思地置之不理，或者冷冷地“嗯”上一聲算作答復。一位跟隨任志強11年的員工說，從來沒有從任總嘴里聽到一句直接贊揚的話。

　　任志強的解釋是：“工作時間嬉皮笑臉怎么行？一個董事長得維持形象。夸獎一定要放在嘴上么？我給他們發了獎金，這難道不是夸獎？”一位跟隨任志強近20年的華遠老員工說，其實任志強對員工是非常寬容的，雖然做事風格果斷利落雷厲風行，卻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樣暴躁。他也會批評手下，但絕對就事論事，不會針對個人。“這么多年來沒有見到他把誰說哭過。”幾年前一個女員工工作上出現失誤，年底時人事部門決定不再和她續約。有人告訴她直接去找任志強，這個人吃軟不吃硬，你掉幾滴眼淚他一準心軟。這個女員工一試果然如此。

　　任志強用的手機是一款市面上已經找不到的摩托羅拉A388，手機外殼已經磨得斑駁不堪，這2001年上市的產品現在的價格不超過1500元。

　　任志強不喜歡穿西裝。曾有記者看到任志強參加一個房地產商的聚會，別人都是正裝出席，只有他穿了一套休閑裝。“我平時不喜歡穿得特別正式。坐也不能坐，站也不能站。”在任志強看來，穿西裝與開奔馳都是工作需要，“不然誰給你投資？”任志強平均每天工作16個小時，他的日程常要以一刻鐘為單位來安排。他除了要處理企業事務外，還要參加大量的社會活動。任志強去年坐飛機168次，飛機上的時間被用來閱讀大量書籍，任志強說他讀書速度快，一本20多萬字的經濟學著作快則四個小時，慢則半天一天就能看完。“我不是走馬觀花的看，我一邊看一邊做標注。”他翻開一本剛剛看完的書，幾乎每一頁都有鉛筆勾畫的痕跡。

　　任志強自稱從十幾年前就給自己定下規矩，每天最少要讀6萬字的書，一直堅持到今天，只不過現在一部分讀書任務被閱讀文件和材料所代替，但對他來說這同樣是獲取信息。任志強抽出一本《1998年統計年鑒》，翻開國家統計局關于國內收入階層劃分的段落告訴記者，這就是“商品房是給富人蓋的”這一說法的來源。任志強的手上有16個國家的房地產數據資料，還有小到國內某縣級市的房地產資料，潘石屹想不起哪個數據的時候就會給任志強打電話，很快他就會查出這個數據以及來源出處。有人聽過任志強的演講，據說連續講三個小時不用講稿，所有數據、條文不會出一點錯。《安家》雜志主編劉文斌曾對記者感嘆說，任志強的文章里大量引用的數據和政策條文都有現實出處，非常具備說服力，這是某些專家都沒有的。

　　本來我是想著為窮人說話的

　　任志強引起各界爭議的言論何時讀起來都是那么“聳人聽聞”。

　　“給富人蓋房子不是我說的，我無非就是把‘高收入者’變成‘富人’，這是我說的。國家文件(1998年23號房改文件)從來都說得很清楚：我們國家的三種供應體系，第一種高收入者購買或租賃市場商品房，第二種中低收入家庭買經濟適用房，第三種最低收入家庭住廉租房，非常清楚。中國的高收入者如果不是富人，難道是窮人嗎？如果我賣經濟適用房，那我就不說這話了。我現在沒有經濟適用房，政府也不讓我干。我賣的是商品房，就是給富人蓋房子啊。

　　“2003年年底國務院18號文件也這么說的。有什么問題？如果富人不住商品房，讓窮人去買商品房，窮人買得起嗎？批評我的人其實都是哭墳哭錯了墳頭。本來我是為窮人說話的，商品房是富人的，政府應該負擔窮人的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本來窮人就不應該進入商品房市場。國家的文件意思是很清楚的，我不過就是通俗化地解釋概念而已。有什么問題？報紙上、網上爭來爭去，最后還是房價要漲，富人買商品房，窮人買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網上很多人說‘我就是窮人我就要買商品房’，那是你活該，本來就不該你買，國家文件上寫得很清楚。你怎么不去對國家房改文件說話去？我有什么錯？

　　“你認為我說話不好聽，那只是你們少數一部分人。你看越來越多的專家、普通消費者贊成這個，我最主要的不是理論上怎么樣，而是要我的消費者歡迎我。我的消費者沒有投訴我，我要用我的社會影響來證明我的生意做得很好，我的房子能賣出去，就夠了。

　　“社會認識你最終要有一個過程。我們現在好就好在有一個重新認識的過程，現在沒人殺我的頭，過一段時間，可能有人會發現，原來任志強說的是對的。”

　　“總理”的四重身份

　　京城房地產界對任志強有一個稱呼——房地產界的“總理”，意思是說他管的都是總理才應該管的事兒。對這個稱呼，任志強坦然接受。

　　“我有四重身份，每重身份做的事都不一樣，一般人根本搞不清這里面的關系。”任志強解釋說。第一重身份是華遠集團的總裁。“華遠集團是國有企業，集團的錢不能說想捐給誰就捐給誰，這要國家同意，比如‘非典’時國家說捐100萬我們就捐100萬，沒的說。”第二重身份是華遠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這要求我對公司的股東負責。這兩年大大小小捐了不少錢，大多是以這個身份捐的。”第三重身份是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的輪值主席。“這個位置上我就要代表房地產商，就要為行業說話。”第四重身份是北京市政協委員。“我在這重身份上就是為窮人說話。我提出房地產擔保制度就是為了消費者的利益著想。”

　　任志強認為，解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問題，重點在指導思想與政策的制定。沒有明確分層次的供給體系和保障制度做基礎而將所有問題一起推給市場，試圖用貨幣化分配放棄政府責任，用完全市場化的方式解決所有住房矛盾，就會使經濟發展與和諧社會之間出現對立性沖突。經濟適用住房介于市場與非市場之間，不但未能有效地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反而促使一部分地區的矛盾激化(有的地區較成功)，并且影響了市場的發展，也使政府的好心與補貼加大了貧富差別，沒有得到應有的效果。

　　2006年3月，任志強宣布：入住已滿一年的華遠尚都國際中心、華遠盈都大廈，在全體業主和管理方首旅酒店物業公司的共同努力和經營管理下，共取得100多萬元的“業權”收入，這筆錢將按照華遠“業權”分配原則，在扣除成本和稅金后全部返還給業主。據了解，這兩個項目入住前，華遠地產向業主承諾并主動與業主簽署補充協議，明確提出項目內所有公共設施設備的收益全部屬于業主。（洛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