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高房價、高地價、高公屋率的住房發展模式不適合中國。絕大多數民眾的住房問題，只能在政府某種政策幫助下進入房地產市場來解決。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調整房地產市場產品結構，也得通過政策方式來調低房價。

　　在今年兩會上，房地產問題成了代表們關注的熱點。對此，不少代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希望用不同的方式來解決國內目前的高房價問題，解決中低收入民眾的住房問題。在200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房地產問題也有更為詳細的闡述。如，“繼續把好土地、信貸兩個閘門，堅持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堅持按照貸款條件和市場準入標準發放貸款。從嚴控制新開工項目。繼續解決部分城市房地產投資規模過大和房價上漲過快的問題。要著力調整住房供應結構，嚴格控制高檔房地產開發，重點發展普通商品房和經濟適用房。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和住房租賃制度。整頓規范房地產和建筑市場秩序”等。而把這些意見歸結到一點，就是中國房地產市場采取何種發展模式以及中國的住房保障體系如何來建立的問題。

　　政府目前對內地房地產發展之思路，很容易讓我聯想到香港的住房發展模式，即高地價、高房價、高公屋居住率。在這種模式下，政府以高價將土地出賣給開發商，房地產開發商以高房價在市場交易。在這種高房價下，6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占72%，9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占90%，而近50%香港居民住政府供給的公屋。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盡管香港稅收十分低，但是社會絕大多數財富通過房地產市場分別流向了政府(如政府龐大的土地基金)與房地產開發商(香港的最富有的人基本上都是通過房地產市場起家的)，造成了嚴重的社會財富兩極分化。同時，由于房價過高、公屋率過高，整個香港居民的住房福利水平嚴重下降。這不僅表現的香港居民的住房面積過小，而且表現在香港絕大多數居民所住房子的周邊環境惡劣。可以說，香港這種住房發展模式是香港特定條件下的產物。

　　政府目前對內地房地產發展之思路，處處似乎都表現出要仿照香港房地產的發展模式。比如，無論是去年中央政府關于宏觀調控的文件，還是“十一五規劃”關于房地產的發展概要，都是以穩定房價為目的，且都顯示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發展正在走向香港模式。政府有這種思路，房地產開發商更是盡情地發揮了。比如，以高房價來帶動高地價；再比如，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基本通過政府資助來解決(建立中國的住房保障體系，加大政府對經濟適用房與廉租屋投入……)。然而，這種模式究竟適合中國嗎？這種模式對誰最有利？最大的受害者又是誰？

　　作為一個處于轉軌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絕大多數民眾目前仍處于中低收入水平的狀態下，如果絕大多數民眾的住房都要通過國家的住房保障體系來解決，政府的財政有這種承受能力嗎？如果沒有，中國住房保障體系的資金又從何而來？在目前的情況下，國家財政顯然是沒有這種能力建立香港那種龐大的公屋體系的。而且，即便是政府有能力來承擔，那么又將通過何種方式來分配呢？如果這種分配體系不能夠市場化，那么不就又退回到1998年貨幣化住房改革之前的老路上去了嗎？

　　一些人之所以要把中低收入民眾住房問題歸結到政府責任上去，一方面是因為房地產開發商要把中國絕大多數民眾趕出房地產市場，另一方面也是在為推高房價提供借口。當然，這和政府目前采取的這種模仿香港的住房發展模式也不無關系。

　　從美國的住房市場來看，資助中低收入民眾購房是美國政府最基本的責任。美國政府房地產發展的基本宗旨就是要求房地產開發企業生產民眾舒適、安全、有支付能力的住房。美國專門設有住宅都市發展部，其責任就是幫助中低收民眾購買房子。為了做到這一點，美國政府對兩家最大的住房按揭貸公司，即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其住房按揭所占比重80-90%以上，專門設定幾項年度統計指標。其中三大附屬指標分別為：“資助中低收入民眾購房”、“資助不發達地區的民眾購房”以及“資助貧窮家庭購房”。這些附屬指標于2005年加入，規定了各類購房貸款總量占都市地區家庭住房貸款的目標百分比。

　　房利美的一名主管就表示，該公司兩項住宅資助指標都沒有達標，但僅相差不到1%。布什政府官員近來也一再強調，由聯邦政府資助的房利美與房地美必須更加努力，幫助中低收入家庭成為住房擁有者。2003年，兩家房屋貸款公司通過三項異常的巨大交易，基本上勉強實現政府設定目標。

　　這些信息表明，即使在市場經濟發達、私有化程度高的美國，住房也并非為富人所建，而是為廣大民眾所建；美國的房地產市場不僅為富人服務，而且也為廣大民眾服務。那么，作為土地為國家所有、社會財富以公有為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房地產市場又有什么理由只為少數人謀利、為少數人服務呢？

　　為什么那些希望通過種種野蠻方式來掠奪大多數人利益的觀點能夠在國內大行其道？這僅僅是一種觀念與觀點上的爭論嗎？我認為根本就不是。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是政府關于房地產政策的基本宗旨問題。如果中國房地產市場真的只是給富人建房子，那么我們的社會及我們的政府基本的價值觀也就沒有了，這不僅遠離現代社會，而且遠離我們黨的基本宗旨與政策。對于一些打著市場旗號(其實他們有哪一個人財富的獲得、生產要素的獲得是通過市場來進行的)掠奪民眾之財富、剝奪民眾的基本權利的不良商人，我們的政府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態度。

　　政府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方針要通過不同的方式表現在各項具體政策中。如果把中低收入者的住房與房地產市場隔離開，這種市場分割不僅不利于完善房地產市場體系，也將為一些主張把房地產市場變成“富人的市場”的人提供現實的依據。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國內房地產市場不僅不能分為“窮人”與“富人”市場，也不應把為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的責任推向政府，推向住房保障體系，而是要通過制度安排，保證國內絕大多數民眾進入房地產市場。

　　既然中低收入者要進入房地產市場，那么房價問題自然是十分重要了。很簡單，即使政府要求房地產貸款公司所貸款中對中低收入者保持一定比重，但是如果房價過高，民眾同樣也沒有能力進入房地產市場。這里主要體現出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政府把要求房地產開發商生產民眾有支付能力的住房作為其政策指標，并通過一定市場工具來調整房價。二是民眾所需要的住房問題并非完全是由政府通過住房保障體系來解決，而是更多通過市場來解決。一般來說，進入住房保障體系的民眾應該不超過10%，主要針對那些存在特殊困難的人群而設。

　　總之，香港那種高房價、高地價、高公屋率的住房發展模式不適合中國，而且這種發展模式最大的獲益者是房地產開發商、銀行及地方政府。因此，中國建立住房保障體系只能是解決極少數人，而不是解決絕大多數居民的住房問題。絕大多數民眾的住房問題，只能在政府某種政策幫助下進入房地產市場來解決。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調整房地產市場產品結構，也得通過政策方式來調低房價。高房價既是借制度掠奪社會財富的方式，也是國內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最大障礙。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作者：易憲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