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周恩來委婉拒絕

　　第二次：江青說：“資產階級的獎金，我們不要！”

　　第三次：鄧小平、聶榮臻、周培源等非常重視

　　1965年11月，在中科院副院長吳有訓的主持下，國家科委為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舉行了嚴格的鑒定會。盡管大家都知道國外的競爭對手可能很快會拿到結晶，非常想搶先發表全合成論文，但以汪猷為首的一些有機化學家認為證據還不夠充分，所以最后結論只是說“可以認為已經通過人工全合成獲得了結晶牛胰島素”，會后也只是發表了一份簡報。

　　杜雨蒼、鈕經義、汪猷等人接著又爭分奪秒地合成了多批人工合成產物，并對其物理、化學、生物性質做了盡可能詳盡的檢測。在一切能獲得的檢測數據都齊備后，他們以集體的名義于1966年3月和4月份分別用中、英文在《科學通報》和《中國科學》上發表了詳細的結果。在此期間，借赴華沙參加歐洲生化學會聯合會議第三次會議的機會，龔岳亭、鄒承魯、王應睞等人向世界生化同行宣布了中國所取得的這個成果。

　　他們的論文和演講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許多科學家來信表示祝賀，包括諾貝爾獎得主肯德魯(J.C.Kendrew)在內的一些科學家還特意到上海生化所參觀。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化學組主席蒂斯利尤斯(A.Tiselius)。他于1966年4月30日到了中國，并發表評論：“你們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島素十分令人振奮，向你們祝賀。美國、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方面有經驗的科學家未能合成它，但你們在沒有這方面專長人員和沒有豐富經驗的情況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驚訝。”他在回國途中適逢中國爆炸第三顆原子彈。當被詢問對此事的看法時，他說：“人們可以從書本中學到制造原子彈。但是人們不能從書本中學到制造胰島素。”所有這一切，都讓人把諾貝爾獎和胰島素研究聯系起來。

　　盡管如此，中國科學家確切地獲得諾貝爾獎提名卻是后來的事。1972年，楊振寧訪問了上海生化所。他明確提出，要為中國的胰島素工作提名諾貝爾獎。在當時全盤否定學術獎勵制、學位制、學銜制等的左傾背景下，周恩來總理委婉地拒絕了楊振寧的好意。

　　1975年，楊振寧再次表示，他愿意就牛胰島素合成工作向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提名。另一位領導人江青又說：“資產階級的獎金，我們不要！”這是一項集體成果，如果中國不提供候選人名單，楊振寧當然無法提名。“文革”終于過去。1978年9月，楊振寧再一次向中國領導人———這一次是對鄧小平———表示，自己愿意為胰島素合成工作提名諾貝爾獎。10月，他又向周培源提及此事，周培源向聶榮臻副總理作了匯報，請他加以關懷。稍后，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寫信給生化所所長王應睞，請他推薦諾貝爾化學獎候選人名單。之后不久，另一位著名的美籍華裔邏輯學家王浩也來信提出要為中國的胰島素工作提名諾貝爾獎。

　　這一次，對多方涌來的相同建議，中央領導人非常重視。在他們的指示下，從1978年12月11日開始，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了一個近十天的、盛大的“胰島素人工全合成總結評選會議”。會議由中科院副院長錢三強主持，生化所、有機所、北大化學系共有60多名相關科學家、科研組織者參會，主要目的是確定諾貝爾獎候選人。

　　胰島素工作的參與者人數那么多，單骨干就有十余位，究竟哪些人的功勞更大呢？經過長時間的小組討論和多方面的考慮，各單位的領導把人選確定了下來。每個小組2人：生化所拆合組：鄒承魯、杜雨蒼，生化所B鏈組：鈕經義、龔岳亭，有機所A鏈組：汪猷、徐杰誠，北大化學系A鏈組：季愛雪、邢其毅。

　　但8個人太多了，諾貝爾獎評選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每個單項的獲獎人數不多于3人。于是各單位比較核心的人又集中起來開會，從這8個人中進一步選出幾名代表。經過多番斟酌，最后每個小組只留了一名代表：鈕經義、鄒承魯、季愛雪、汪猷。

　　可4人還是太多，怎么辦？雖然有參與者提出“寧要大協作，也不要諾貝爾獎金”，但這種意見遭到了有關領導人的否決。畢竟在百廢待興之際，我國確實需要這樣一項國際大獎以鼓舞人心。考慮到聯邦德國的查恩(H.Zahn)教授和美國的卡佐亞尼斯(P.G.Katsoyannis)副教授在胰島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此獎有由兩國或三國科學家共同獲得的可能，最后決定：“推薦鈕經義同志代表我國參加人工全合成研究工作的全體人員申請諾貝爾獎。”

　　這里需要補充說明查恩和卡佐亞尼斯的情況。他們于1958年開始做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雖然并沒有得到國家的支持，有時候還只是單兵作戰，仍分別于1963年12月、1964年初發表了人工合成胰島素簡訊，查恩還在中國之前于1965年7月發表了全合成論文。盡管他們承認是中國第一個合成了結晶胰島素，但一直到近些年，他們還在分別宣稱是自己第一個用人工方法完成了胰島素的全合成。

　　只剩一個候選人之后，楊振寧、王浩、王應睞分別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了中國的胰島素工作。但出乎國人的意料，這項工作沒能獲獎。

　　對于未能獲獎這一事實，國人很難接受。從1979年起，社會上開始流行多種版本的原因分析。

　　其一是歧視說：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委員出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因為意識形態的關系，他們對中國人存在偏見，不愿意將這個獎項授予中國。

　　其二是時間過得太久說：如果胰島素工作被早點推薦給諾貝爾獎委員會，它應當能拿到這個獎。我們的工作過了十幾年之后才推薦，曾經轟動世界的成果已經不再新鮮。

　　其三是候選人太多說：這種說法流傳最為廣泛，經常有人在各種報刊和書籍上宣稱：在人工合成胰島素項目上，由于我國推出的候選人過多，“諾貝爾科學獎與中國科學家擦肩而過”。

　　上述原因中，候選人過多說顯然是錯誤的，時間過得太久說也經不起推敲，對諾貝爾獎而言，獲獎距離成果的完成平均有大約12年的時間。從1966年完成論文到1979年評獎，中間只有13年，這個時間間隔對諾貝爾獎評選而言是很正常的。關于瑞典的那些教授是不是對我們有歧視心理，這無從檢驗。但是，對于一個享譽百年、未曾出現過明顯歧視現象的大獎，我們最好還是不要這樣猜測。

　　如果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上述原因，那么，它會是什么呢？難道是———我們的工作未必達到了獲諾貝爾獎所要求的水平？

　　40年后，專家再論人工合成胰島素與諾貝爾獎之緣

　　事情的關鍵轉到了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意義和價值上。對于這個問題，自工作剛完成時起就有不同意見。

　　鄒承魯、王應睞等生物化學家對這項工作的意義評價極高，他們認為：這是人類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蛋白質，開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質的新紀元；它表明我國在多肽和蛋白質合成方面的科學技術水平已在世界上領先。曹天欽更是宣稱，在人類認識生命現象的歷史上，這個成果是繼從無機物中取得了第一種有機物尿素之后而出現的第二次飛躍，“往再高一級飛躍，人工合成第一個生命物質也不會是很遙遠了”。

　　而汪猷、邢其毅、黃鳴龍等有機化學家則認為這項工作意義不大。他們說：“我們所合成的胰島素，只是合成了一種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多肽激素。說它是蛋白質也無不可，但它的合成，并不表示有多少重大意義。應用到的有機化學合成技術，并沒有什么新創造，不能認為在合成物質上有什么新的飛躍。其次沒有多大的理論意義，只能說是一般的研究工作成果罷了。”

　　由于分歧太大，國家科委不得不改變參會專家，于1966年4月為這項工作舉行了第二次成果鑒定會。此后的宣傳，可以明顯看出是曹天欽等人的意見占了上風。

　　從開始這項研究到爭取諾貝爾獎，已經過去了三四十個春秋。如果再開一次鑒定會或總評會，當事人和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其他專家又會如何看待這項工作呢？帶著這個問題，自2001年以來，筆者訪問了不少專家，以下是他們的回答：

　　張友尚院士(拆合組成員)：有人評論胰島素合成說，“人們可以從書本中學到制造原子彈。但是人們不能從書本中學到制造胰島素。”我覺得這種提法是不太對的。因為原子彈人家是不會讓你學的，它是嚴格保密的；而我們做胰島素嘛，有些方法并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是已經有了的。胰島素合成的成功，其經驗在于善于利用已有的方法來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它是一個難題，我們將它解決了。

　　施溥濤研究員(A鏈北大組成員)：就拆、合而言，貢獻比較大，可這個東西人家先發表，雖然沒我們做得好……但諾貝爾獎的評選重視兩個因素，一是創造性，要有大的創新；二是對以后的工作要有重大影響。最重要的是后面這點。對胰島素合成而言，它有影響，但不及其他幾個獲諾貝爾獎的成果影響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者：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包括兩個部分：合成兩段多肽、通過二硫鍵重組將這兩段多肽連接成蛋白質。

　　我認為前者和現在的基因重組一樣，只是一種科學工程。雖然在合成的過程中也有一些小的改善，但基本的工作原理、基本的技術路線在1953年就已經由美國的維格納奧德(VincentduVigneand)解決了。這種缺乏原創性的工作不可能得諾貝爾獎。

　　二硫鍵重組在科學上的價值要大一些。如果它在安芬森(C.B.Anfinsen)提出“蛋白質的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之前，或者差不多的時候發表，倒是有可能競爭諾貝爾獎的。可我們的結果發表得比他晚了不少時候，而且在探討其理論價值時還局限在胰島素的范圍之內，這就決定了它基本只能算是安芬森觀點的一個佐證。事實上，當安芬森在1960年初提出他的觀點之后，再做人工合成蛋白質在科學上已經沒有太大的價值了。因為，需要追問的重大的科學問題都已經解決了。

　　看來，人工合成胰島素的工作未能獲諾貝爾獎有令人惋惜之處，卻并不值得憤憤不平、怨天尤人。事實上，獲得諾貝爾獎提名本身就已經是一種相當高的榮譽了。

　　【轉載自《中國青年報》；文/熊衛民，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博士生。作為“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項目”之一，熊衛民、王克迪合著的《合成一個蛋白質———結晶牛胰島素的人工全合成》一書已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