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9日開始，北京市禁止民用住宅注冊公司，這一規定引起了很大爭議。禁止民宅商用當然有利于保障社區的安寧，但此舉也同時提高了創業的門檻，影響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據報道，民宅禁商實施首日，就有超過70%的申請者被擋在了創業門外。而中小企業不僅是城市經濟的活力所在，也是擴大就業的希望所在，如此情況下，民宅禁商的社會成本將是不菲的。

　　那么，有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呢？

　　北京市消協近日圍繞已經存在“民宅公司”是否保留，召開了一次民宅禁商座談會。我認為社區問題專家舒可心在會上提出的建議是可行的，那就是：民宅禁不禁商由這個小區的居民自己做決定(據昨日《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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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民宅商用的負面影響全都是針對小區居民的，這樣一來，就具備了由居民根據自身實際情況自主進行選擇的前提。拿我居住的小區來說吧，這個小區中有好幾家公司，但我發現這些公司并沒什么擾民行為，相反，它們的職員和居民相處很友善，這些公司的存在也沒引來人員混雜的來訪，更沒造成什么治安問題。

　　對于一些公司擾民的問題，完全可以讓公司與居民協商，進行約束，如果公司的擾民后果是在居民可以忍受的范圍內，并且公司愿意給予居民一定的經濟補償，此外，公司也愿意多出一些物業費用，用于加強小區安保，那么雙方達成一致，也應該允許讓這些公司進小區。

　　當然，對于那些嚴重擾民，或存在一些隱患如安全、火災、污染、噪音等的公司，社區居民也可以經過討論，拒絕它們的進入。

　　可見，只要通過與小區居民的協商，“民宅公司”進小區的行為將得到有效規范，這種辦法既保證了小區的安寧，也降低了大眾創業的門檻，實現雙贏。

　　就民宅商用，我還進一步想到管理部門的角色問題。在社會、市場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行政管理應慎用一刀切，簡單的一刀切往往會保護一大片也打擊一大片。同時，要求管理部門制定出一個平衡所有多元化訴求的方案，例如，制定一個名單，規定哪些公司、哪種情況下可以進小區，哪些又不可以，顯然不太可能。這種情況下，不如把問題的處理權交給公民自己，讓公民根據自己的不同情況，討論、衡量、選擇和決定，套用一句廣告詞，就是“我的權利我做主”。

　　所謂社區自治，其核心的內容很簡單，就是社區的歸社區，政府的歸政府。在牽涉公民切身權益的事務上，管理部門也不宜一概代替公民作出選擇。在此前提下，社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形成一種穩定的自發秩序。所以，我認為，不僅是民宅商用，在其他許多社區問題上，不妨多讓社區居民自己做主，如外來人口問題、如無證商販問題、如大排檔等商戶的擾民問題……如此方體現社區自治的應有之意。

　　(來源： 新京報 作者：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