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央將集中使用一部分土地出讓金的說法終于基本得到證實。據悉，為發揮土地出讓金收益的長效使用性，抑制當屆地方政府的賣地沖動，同時保護農民利益，從土地出讓金入手的又一項宏觀調控政策正在醞釀之中。目前，財政部等部委正加緊制定土地出讓金的改革方案，部分地方可能會建立專門的國有土地收益基金。

　　如果土地出讓金新政真的得以大面積實施，那么將對調控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繁榮起到釜底抽薪式的治本功效；并且，從更寬廣的視角來看，沿著這一適度集權方向推進的政府治理層面上的改革，是彌補我國分權體制下許多體制不足的必要配套舉措。

　　首先來看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意義。中央針對地方政府的政策發生了明顯轉變，即讓房地產市場繁榮的受益者承擔宏觀調控的成本。

　　回顧2005年的調控，對地方政府的要求多為框架性條款，措施的語焉不詳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調控的無果而終。而此次調控最大的特色就是，直接給地方政府開出了數字化的任務單：90平方米以下套型必須占總面積的70%以上；中低價位、中小套型、廉租房的土地供應，占居住房用地供應總量的70%以上；拆遷規模不能高于2005年……

　　現在，基本證實的土地出讓金政策進一步表明，上述要求還不是地方政府需要承擔的全部成本。長期以來，土地出讓金被稱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屬預算外收入。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稅收及城市擴張帶來的間接稅收占地方預算內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讓金凈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這給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間，并有利于地方和房地產開發商形成攻守同盟。同時，中央和社會公眾被“邊緣化”，對房地產市場任何有價值的具體細節不得而知，不可避免地處于信息劣勢。

　　現有信息顯示，相關政策可能從三大方面作出調整：一是把土地出讓金收支納入財政預算范疇，中央財政分享一部分，以擴大向其他地區比如中西部省份的轉移支付力度；二是在地方建立“國有土地收益基金”，給后任政府預留一些發展建設資金，避免“寅吃卯糧”；三是增大征地拆遷補償和農民社會保障。

　　我們似乎可以有這樣的理性預期：如果房屋供給結構的硬性要求得到嚴格執行，而地方政府又必須與中央共享土地出讓的收益，那么，一方面，地方政府從推動房地產市場過度繁榮中所得到的好處將大大降低，其推波助瀾的積極性也將隨之下降；另一方面，中央分享土地出讓金的前提是要規范土地價格的核算，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所構建的土地成本的黑箱將被打開，而信息的透明化是一個理性的房地產市場的必要前提。

　　其次，在集中統籌使用土地出讓金這一案例上所透露出的適度集權趨勢，將成為我國現行財政分權體制的重要補充。

　　從地方政府財政獨立性的角度，我國中央和地方分權的程度超過了大多數聯邦制國家，是世界上分權最為徹底的國家之一。這種財政的激勵促進著地方政府發展轄區經濟的積極性，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奇跡在體制上的重要締造者。與此同時，地方政府過度關心GDP指標正在帶來越來越多的問題。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并凸顯政績，大興基礎設施，而降低對一些基本公共物品的提供，地區之間的不平衡仍處在高位的上升通道之中。這些問題意味著，在通過向地方政府分權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還需要在一些方面適度輔以集權。

　　從這個角度，可以把集中使用土地出讓金看作是走向適度集權的具有始作俑意義的舉措。在現實的圖景里，與土地增值相聯系的巨大資源在地區間分配極為不平衡，如果任其發展，沿海和內地、中心城市和外圍城市之間兩極分化的“馬太效應”將持續增強，本已捉襟見肘的落后地方的財政只能犧牲更多的對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投入。并且，地方官員考慮到自己的任期，理性權衡的結果必然形成其短期的機會主義行為：盡可能快地榨干土地增值的全部好處，而其繼任者要想表現得更為出色，只能想辦法推動新一輪的房地產高漲了。

　　在減少由分權所帶來的成本方面，中央集中使用部分土地出讓金開創了一個平衡區域發展和兼顧弱勢人群利益的良好動向。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作者：傅勇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