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提案不是為我所在的職業和行業作某種呼吁，而是在政協委員這個平臺上，作為青年聯合會的代表，從更宏觀的視角為國家的發展建言獻策。”

　　今年新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的摩根大通中國首席執行官兼董事總經理方方如是說。

　　對于這位曾先后就職于美林證券、北京控股、摩根大通的年輕人，海內外金融界并不太陌生。而在新階層人士中，作為“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的典型代表，他是首次走到全國政協這個大舞臺。

　　吃虧是一種福氣

　　“我當選后，很多人來跟我說，‘方方恭喜你，不容易啊’。我想大家的意思是說，現在很多人想進入全國政協，說明這個組織是很有吸引力、生命力的，因為它能夠不斷調整、吸收新興力量。”

　　1984年，方方進入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在那片培育夢想與激情的土壤上，方方積極參加學生社會活動。他的組織和管理才能淋漓盡致地體現在校學生會主席的崗位上，他的“政治情結”也許也正是從那一時刻開始萌動。

　　1989年畢業后，方方在清華留校繼續做學生工作。兩年后，方方選擇攻讀當時人們并不十分熟悉的MBA學位，遠涉重洋到美國留學。

　　獲得美國范德堡大學商學院MBA學位后，方方加盟美林證券，從最基層的職位做起，開始了自己的投行生涯，往來于紐約、香港兩地從事投資銀行業務。其間正是中國企業赴港發行H股的發軔之際，具有中國背景的方方被派到香港為企業做路演。

　　在香港工作的日子讓方方喜歡上了這個連接中國內地與國際的資本紐帶。1997年他加入香港的北京控股，留在了香港。隨后他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他自己和公司的金融、地產等資產都大幅縮水。盡管遭遇艱難，但是總算是熬過了那個冬天。直到度過了擔任副總裁的4個年頭，他主管該公司的融資、法律及公共關系，還主持完成了一系列私人股本、公共股本、可轉債及銀團貸款等融資交易。

　　2001年，方方加盟摩根大通，為中國不同行業的公司、高科技公司實施金融交易提供各類服務，包括債務融資、并購顧問、風險管理以及資金管理。

　　幾次職業的轉折，方方認為，給他帶來的最大人生收獲是要堅持職業操守和做人的誠信。

　　“當然，我堅持這個理念，中間也曾吃過幾次虧。但是再后來就發現，這種吃虧是一種福氣，正是因為堅持這樣的操守和誠信，才能享受到以后的成功。”

　　“所以我認為，對于職業經理人來說，個人品牌和職業操守，職業的道德是最重要的。我覺得我的個人品牌，基本上是被認可的，大家說能夠和我交朋友，辦事比較認真。”

　　有意思的是，方方曾擔任青海省政協委員。跟全國政協不一樣的是，在地方政協的出發點是幫助地方做一點事兒。由于方方在摩根大通做投資顧問的工作背景，他幫助青海做了很多招商引資的工作，比如介紹潛在投資者，組織考察團參觀，在香港舉辦招商會展等等。

　　“而在全國政協這個平臺上，能讓我感覺到一個比較高的視野，能夠看到國家的宏觀面貌。這是培養參政、議政的人才，以及培養政治人才的學校。”

　　要替國家想事兒

　　第一次提交提案，方方給自己提了三個要求：首先要關注主流性的問題；其次要選擇一個獨特的視覺角和切入點能夠解決的問題，不能大而無當；第三，不要讓公眾感覺到完全是代表個人或者是小團隊的利益，而確實是作為一個國家的政協委員，“在替國家想事兒”。

　　按照這三個要求，方方提交的議案包括兩方面，調節增值稅和所得稅以推動節能減排。雖然只有兩頁紙的篇幅，但內容翔實，言之有物。

　　在這份提案中，方方提出，為了促進清潔能源產業的健康發展，建議在現階段將風電企業上網電價的增值稅稅率由8.5%暫降為零；對企業出售二氧化碳排放量指標所獲得的收入實行所得稅免征。

　　“我覺得提一個提案，既要解決主要問題、主要矛盾，同時又要具有可操作性。我的這個提案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一般是一兩個部門就可敲定，不需要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只要想辦就能辦。”方方說。

　　在增值稅方面，方方經過調研發現，風電企業前期建設成本高，建成后經營性變動成本低，進項成本抵扣很少。以風電上網電價0.6元/度計算，實繳增值稅約為0.051元/度。而火電企業由于煤炭運輸等進項成本抵扣較高，實際上繳增值稅僅約為0.03元/度。風電電價中實際繳納的增值稅金額遠高于火電電價，這有違于國家財稅部門的初衷。因此，他建議現階段將風電電價的增值稅稅率由8.5%暫降為零。以目前我國每年風力發電100億度計算，盡管國家少收約5億元增值稅，但卻可以推動清潔能源事業迅速發展，優化電力供應結構，使財政在環保等方面增收減支，從全局和長遠看是有利的，國家財政也是能夠承受的。

　　在清潔能源機制(CDM)方面，方方發現，中國簽約的二氧化碳減排量(CER)已超過印度，占全球的31%，居世界第一位。但財稅部門對出售CER的收入所得實施同等的所得稅稅率。鑒于這一收入來源的獨特性及對風電等清潔能源企業的重要性，建議免征該專項收入的所得稅。

　　方方說：“上交提案的時候，還要打幾個鉤。第一，有沒有做過調研，我打了一個鉤，確實是需要調研的；第二，需不需要回復，我也打了一個鉤；第三，同不同意發表，我也打了鉤。我希望看看以后能有什么結果。 ”

　　“我的提案內容是從企業里面問出來的。我這幾年和企業打交道多些，看到企業自己已經感覺到了發展的瓶頸之一是稅收，所以我才想到這兩條，試試看吧，第一年。”

　　需承擔更多責任

　　雖然方方是全國青年聯合會選舉的政協委員，但身為香港居民的外企經理人，方方是新階層人士的典型代表。

　　在第十一屆政協會議上，不僅新階層委員數量大大提高，而且還專門為新階層人士舉辦記者招待會，方方認為這恰好說明社會發展的一個現象。“原來只有工人、農民、醫生、教師、工商聯，然后是幾個民主黨派，那是50年前當時的社會階層面貌；而現在新階層的說法，給了這些人一個明確的定位。”

　　這些新興力量的特點是年富力強，對中國國情和國際趨勢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具有開闊的視野和先進的理念。他們容易接受新事物，在生活方式上領先時代潮流，甚至不少人就是潮流的制造者。沒有老一輩人在青年創業時期物質上的匱乏，但新一輩在自我創業的道路上付出的艱辛一點也不遜色。

　　“可能我的經歷和背景，使得我的建議更有一些國際化視野。”方方認為。由于提案不是僅僅站在職業和從業人員的圈子內提出的，而是立足于更廣闊的國際化背景，更注重與海外市場和經驗的介紹，更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

　　談到作為金融證券行業人士入選政協，方方認為，證券金融行業代表委員的增多，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結果。金融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地位以及影響越來越強。

　　而在新階層中，從事金融及相關服務性行業的人才的比例相當大。方方認為，作為新崛起的社會力量，這批人要承擔的社會責任更大，包括通過建言獻策等方式為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提出科學可行的意見。

　　“新階層的人士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時，要思考怎樣能夠在大的系統里面發揮一些作用。比如我這次提出一個關于清潔能源的稅收優惠的問題，我個人希望對國家有意義的建言；如果能夠把這些建議再慢慢進入到操作階段，并協助操作落實，這就是進步了；如果再到下一步能夠進入到行政管理，甚至進入到人大、立法程序，那么就說明大家能夠發揮的作用更大了。這應該是一個趨勢。”

　　身為外企高級經理人，到中國內地發展難免會遇到各種各樣的瓶頸問題，例如高額所得稅征收。對此方方很坦然地說：“最吸引我的是職業發展的機會，其次是子女教育，第三是我的生活質量，最后才是稅收這些東西。”

　　“像摩根大通這樣的跨國投行，已經感覺到中國這個市場的重要性，需要一些既有中國背景、又有國際經驗的人來管理，但同時他們又感覺受到足夠多的培訓的這些人，自然就有這樣的機會挑選上，這跟中國的業務發展是密切相關的。” (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