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北京修建的牌樓很多。

　　據《明一統志》記載，在永樂年間修建北京的時候，就曾有計劃的于東四，西四，東單，西單，長安街，正陽門外以及皇城內的三座門街(北海公園前門的東邊)和北海，中南海之間的“金鰲玉(蟲+東)”橋兩頭建造牌樓。此外，在御苑、皇陵、壇廟內亦都建有各式各樣的牌樓。

　　清末光緒年間，北京街頭修建了三座門牌樓。第二年，京城的文武官員為迎接“兩宮回鑾”，在城樓基座上修了五棟臨時牌樓。當時，在西江米巷(即西交民巷)街口修建了兩座“敷文”牌樓，又在東總布胡同西口修建“克林德紀念牌坊”。

　　這座，“克林德紀念牌坊”是國恥的象征。北京街頭最早修的兩座牌樓，是一九一五年修建在原工部街和司法部街的兩處，據說是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修建的。

　　此外，西苑大街有牌樓，國子監成賢街還有四座，齊化門(今朝陽門)外的神路街口還有一座五色繽紛的琉璃牌樓。

　　北京的牌樓所用的建筑材料，除柱座所用的礎石是以漢白玉為原料外，牌樓上層所用的木料大都用名貴的金絲楠木作柱梁椽標的。

　　記得“九·一八”事變后，浙人袁良出任北京市長。令市政工程部門，將九座木質牌樓拆除，換成水泥所制。大批金絲楠木不知去向。

　　據傳，此項巨型珍貴木料，價值約數十萬元。此事，袁氏即在市民心目中留下惡劣的印象。為了更多地榨取民脂民膏，除各種苛捐雜稅外，袁氏還巧立名目，又擬增收大糞稅，因此，引起掏糞工人的強烈反對。加之當時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迫使袁良不得不辭職下野。

　　由于袁良擬收糞稅藉以壓榨百姓，市民贈送一副措詞幽默的對聯，聯語是——“自古未聞屎有稅，如今只剩屁無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