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現在，過去也是“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的足跡”。而在十九、二十世紀的“下南洋”大遷徙中，眾多華人前往東南亞諸國，求生存，謀發展，譜寫自己的人生夢想篇章。我這個歸僑家庭，就是從父親徐文寶于上世紀早期奔赴馬來亞謀生開始的。

　　父親是個“的士”司機

　　祖父早年直闖浙江經營桂圓干等商務，后因患病逝世；祖母未及生育，年輕守寡，在去浙江收盤生意時，先后于蘭溪、義烏抱養了父親、母親，帶回莆田扶養長大成家。母親是從義烏買來的女孩，故取名“烏妹”。那時家庭處境困窘，為了一家生計，父親在養育兩個男孩之后，于20世紀30年代，單身出洋直奔馬來亞謀生。

　　父親早期拉過黃包車，給洋行做過門衛，為車主當過司機。后來才購置了一輛小轎車自開。司機職業的特點，是顧客有需要即出車，隨叫隨到，起早摸黑，風雨無阻；又流動性大，常年就餐于外。辛辛苦苦賺了錢，拿回家用，還將節省下的僑款匯回家鄉，交由祖母理財。

　　父親勤奮踏實，為人厚道，不善言笑，待母至孝。他在馬國20年，只先后兩次回故鄉作短暫探親。祖母雖為養母，父親卻待其如生母。記得1943年，那是他最后一次回歸故土看望親人。他一進家門，就下跪在祖母面前，緊抱雙腿，淚流滿面，口中念念有詞，意思是說遠離母親，為兒不孝，懇求母親寬容。此情此景，令人難忘。父親于1949年因奔忙在外、勞累過度導致腦溢血早逝，享年45歲，安葬于新加坡。

　　母親因逃匪難攜我赴馬來亞

　　1930年11月25日我出生于莆田。當時生活困難，度日如年。1934年故鄉百姓窮苦，民生凋敝，土匪橫行。一個夏天的夜晚，莆田界外著匪郭樓古嘯聚匪徒持槍包圍祖屋。其時家中有祖母、母親、舅公、胞兄和我。祖母、母親生怕僑款遭劫，更怕孩子被搶去做人質，那就要傾家蕩產，人財兩空。大人們急忙一邊拿著鐵器堵住門戶，一邊將小孩拽往廚房灶下，以避槍害。幸好鄰居呼喊，鳴放土槍聲援，直至凌晨，才趕跑匪徒。

　　這次遭受土匪威脅之后，我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除祖母留在家外，母親帶我們兄弟倆搭乘輪船一星期，直往馬來亞父親處，從而開始了我十余年的南洋生活。

　　首次歸國從廈門步行至莆田

　　我們住在馬來西柔佛州麻坡巴株峇哈鎮。麻坡瀕臨麻坡江，河水流入馬六甲海峽，距馬六甲市較近，交通方便。我們的鄰居，多為華人，閩南話通行。我家附近還住有鄉親，家人同他們自然是互通莆仙話。孩子們到華文學校讀書則是學講華語。

　　1935年三弟誕生，再過兩年，四弟又來世間。當時在馬一家六人，僅靠父親賺錢收入，艱難度日。大哥小學畢業后，就由父親介紹到鄰居林文丹“萬甡興”商店里做店員，掙錢以補家用。那時我已進小學念書。1939年，獨在故鄉的祖母生病，身邊無人護理。經商定，父親讓母親歸國侍候。當年正值抗日戰爭時期，母親攜帶我、三弟和四弟回國，輪船抵達廈門，經輪渡至集美時，突遭日寇飛機俯沖掃射，死傷的都是無辜百姓。

　　其時兵荒馬亂，沒有汽車可搭乘的，母親抱著3歲的四弟，我和三弟在同行鄰居林文焰的幫助下，從廈門一路艱苦步行，停宿旅途，次日才硬是堅持回到家鄉莆田梧塘鎮霞樓村。4年前我家人因避匪難而出國，4年后我家人歸國又遭日寇敵機掃射，這國家仇難深深地印記在我的心靈中。

　　此后我家艱辛度過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母親、三弟和四弟再也沒有去馬來亞同父親在一起。惟有我于1943年又被父親帶往馬來亞，直至1950年再度返回祖國。所以內人后來常戲稱我是個“兩度赴馬來，兩度回祖國”的歸僑。

　　在馬、中兩地念完小學

　　父親僅是識字而已，祖母、母親均文盲。我們能讀完小學是很不容易的。

　　7歲至9歲，我在麻坡一所華文學校——中華小學讀書。10歲至13歲，返莆期間，繼續在梧塘鎮博文小學念三、四年級。我二度赴馬來亞時，才念完五、六年級，畢業于中華小學。我讀小學，一個是時空上，轉學續讀，誤了些時日；另一個是在馬國念的為華文小學，因此馬、中兩地小學課程尚能銜接得上，確保了知識質量。馬、中小學都設有語文、算術、常識等。

　　當時馬來亞為英國殖民地，小學開始就學英語了，日據期間，還要學日語。那時中華小學師資力量雄厚。校主陳人浩，從中國大陸去馬來亞的，傾向愛國，是進步的中國畫美術家。

　　語文教師兼該校圖書館館長陳潤昌是福建永春人，中等身材，戴副深度眼鏡，教學認真，態度和藹，對學生愛護有加。他是我所在班的班主任，擅長教文史地。我的作文寫得較好，得到了他的輔導，我寫的詩歌還獲得作文比賽三等獎。陳老師講授中國古代歷史，從遠古到明清，從“春秋五霸”、“戰國七雄”講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娓娓道來，妙處橫生；他講中國地理，邊講邊畫地圖，東北地理位置，關內、關外，講得一清二楚。所有這些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