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東南亞移民的歷史可追溯到漢代。有清一代，福建和東南沿海地區，地狹人稠，剩余勞動力無處安身，而此時的南洋地廣人稀，資源富饒。閩粵兩省與南洋僅一水之隔，得“地緣”之便，又有海外同族、同鄉的召喚和吸引，一些無以謀生的民眾紛紛飄洋過海到南洋謀生。清初放洋出海的華南居民，以去爪哇島各地的人數為最多。17 世紀下半葉，爪哇島上共有五萬多名中國人，至18世紀初僅巴達維亞市(雅加達)就有華人十萬之多。據統計，20世紀初期，全世界華僑總數約六百三十萬多人，其中東南亞(當時習慣稱南洋)華僑約近四百二十萬人。廣大華僑多處在僑居國社會的下層，他們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對所在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 贏得了當地居民的認同和贊許，相處的也十分愉快。

　　然而16、17世紀以來，西方殖民列強先是荷蘭繼而是英國的侵略觸角相繼侵入東南亞，華僑的社會地位由此一落千丈，處于任人宰割的社會邊緣，華僑的生活只能用心酸和悲慘來形容。為了獨占東南亞，荷蘭殖民者不允許華人從事獨立的經商活動，迫使華人只能充當開發其殖民地的勞工。1740年，荷蘭殖民者為了消滅華人的經濟優勢，在巴達維亞城瘋狂屠殺華人一萬多人，造成了臭名昭著的“紅溪慘案”。在進行肉體上消滅的同時，對尚存的華人采取了殘酷的歧視政策，最主要的有以下兩端:

　　首先，課以重稅，限制人身自由。東南亞殖民地中以荷蘭殖民政府的賦稅名目最多，稅率亦最高。在荷屬殖民地的外國人都不征收人頭稅，惟有華人不但征以重稅，甚至比當地的土著居民還要加數倍。華人日常生活的任何舉動，如升旗、祭祀、宰牲，以及婚嫁、埋葬、修屋、開市等皆須向殖民地官員請示，甚至在清理街道時，遇到華人住宅，也經常橫加挑剔，若小有違犯，則課以重罰。郵政等其他公共機關也對華人肆意謾罵歧視，華人寄信郵匯也經常不按章辦理，嚴重地影響了華僑的正常的生產和生活。

　　其次，司法歧視，剝奪正當權利。殖民政府一向奉行殖民主義政策，歷來不允許殖民地的被統治民族與宗主國臣民享有相等的權利。在荷屬南洋群島，1854年荷蘭殖民當局把當地居民劃分為四個等級，而華人被列為最末等。等級不同，法律上所享受的權利也不相同。就荷蘭屬地的司法審判來說，它分為三等,即地方裁判所、地方高等裁判所和本邦人民裁判所。歐美及日本僑民被劃入本邦人民裁判所,和荷蘭人享有同等的司法權。華僑與土人被劃入地方裁判所和地方高等裁判所。此外,在納稅、交通等方面華僑都受到殖民政府的歧視和嚴格限制。

　　進入20世紀，海外華僑民族主義思想有了蓬勃發展，各類華僑社團大量出現。1900年，荷屬印尼華僑上層組建了一個新型的華僑社團——巴達維亞中華會館。在它的推動下,各地中華會館紛紛成立。這些會館號召僑胞革除陋習，倡導學習中國文化，創立報刊，創辦教育等等，加強了華僑間的團結，促進了民族意識的發展，加強了海外華僑對祖國的認同。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后，舉世華人無不歡欣鼓舞。1912年2月19日，荷屬爪哇島泗水市華僑，紛紛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升起五色旗，鳴放爆竹，慶祝中華民國的成立。荷蘭殖民當局竟派軍警武力干涉，開槍打死華僑三人，傷十余人，百余人被捕。憤怒的華僑采取閉門罷市的行動以示抗議，荷蘭殖民當局進而出動大批軍警強迫開市，又逮捕千余人，釀成轟動一時的“泗水事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國延續兩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這場洶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 海外華僑對國內的革命活動，始終給予了巨大的物質和精神支持。華僑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都曾經積極參與，為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孫中山從創辦興中會起，從事革命活動的經費幾乎都來自華僑。他在總結辛亥革命時期國內外志士仁人的主要作用時，曾經做了這樣的概括:“披堅執銳血戰千里者，內地同志之責也；合力籌款以濟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說，“同盟會之成，多賴華僑之力，軍餉胥出焉”。廣大愛國華僑對中國革命的持續關注和捐獻的大量物資援助，是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

　　孫中山常年僑居海外，深知僑胞疾苦，維護華僑利益在南京臨時政府的外交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南京臨時政府在處理外交事務時稱華僑為“國人 ”，雖沒有建立專門的管理僑務的機構，但實行積極的護僑政策，規定外交部負責管理“在外僑民事，保護在外商業”。華僑對新生政權也寄予了極大期望。 1912年2月成立了華僑聯合會，成為臨時政府聯絡海外華僑和處理華僑事務的得力助手，進一步密切了華僑與祖國人民間的聯系。“泗水事件”發生后，華僑分別致電北京晚清政府、南京民國臨時政府和上海華僑聯合會，請求保護。泗水華僑遭受不公正對待的消息傳至國內，引起國內朝野各界的廣泛關注，維護華僑合法權益的呼聲響徹華夏大地，在群眾的憤怒聲援下，南京臨時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護僑行動。

　　由于南京臨時政府尚未被荷蘭政府承認，在孫中山主持下，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王寵惠于2月21日致電主掌北京大權的袁世凱，述說荷蘭軍警的暴行，痛陳此次外交事件“事關國體民命”，請轉飭駐荷蘭中國公使劉鏡人與荷蘭政府進行正面交涉，“以存國體，而慰僑望”。同日，王寵惠又致電巴達維亞華僑，表示慰問，并告知“已盡力向荷使交涉”。2月23日，王寵惠再次致電袁世凱，轉告荷屬孟嘉錫僑民代表述說的“泗水事件”的最新發展事態，指出荷屬華僑為抵制荷蘭當局的暴行而舉行罷市以示反抗之后，荷蘭軍警擄掠日甚，民不聊生，事在危急，“乞鼎立交涉”。南京臨時政府請求合作交涉的建議，沒有得到北京當局的回應，王寵惠又于25日致電北京當局，指出泗水僑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民國初立，豈尚忍如滿清政府放棄責任，漠視僑民”，若不速為拯救，僑民的生命財產將受到更大的威脅。

　　2月26日，孫中山主持召開內閣會議，議決對荷蘭交涉的四項條件:一、限三日內釋放被捕華僑；二、賠償財產損失；三、對被害者給予賠償；四、恢復人權，華僑與歐僑和日僑一律對待。同時指出“如無滿意答復，民國自有相當之對待”。王寵惠將上述要求通知荷蘭外交部，并將對荷交涉的四項條件電告北京當局。2月28日，臨時政府又令沿海都督禁止華工赴荷屬地，以此對荷蘭政府施加壓力。南京臨時政府的外交舉措，既考慮到了國內的政情，又兼顧了中國當時在世界所處的地位，它的處理應當說是符合實際的，是值得肯定的。在臨時政府屢發數電之后，袁世凱才回電稱“華僑遭厄，自必竭力拯救”，在國內輿論和臨時政府的催促下，北京當局也屢次致電駐荷蘭公使劉鏡人，要求其竭力與荷蘭當局交涉。

　　在南京臨時政府積極爭取與北京當局合作交涉之際，華僑聯合會等民間組織也在強大民意的支持下，發動輿論聲勢，爭取事件的早日解決。3月1 日，華僑聯合會致電尚在北京的華僑聯合會會長汪精衛，指出“泗水事件”“乃民國第一次交涉，如是失敗，則外侮紛至”，請求調和南北，迅速交涉。3月6日，又再次致電，述說泗水最新情況，指出若只是通過公使的電報往來，勢必使事件的解決曠日持久，而僑胞的損失亦會無形增大。上海公民急進黨致袁世凱的電文更是詞真意切，指出“泗水一案，尤宜堅持，弗輕解決。吾民等血淚矢誓，當為國滌羞。愿君努力，共挽國權”。廣大民眾的輿論呼吁，激起了國人的愛僑義憤，各界的通電紛至沓來，如雪片般匯成護僑的強大洪流，使荷蘭當局看到了中國不同以往的護僑情結，不得不采取妥協避讓的策略，加快了事件的解決進程。

　　由于中國政府立場強硬，民眾情緒高昂，經反復交涉，迫使荷蘭政府不得不釋放所有被捕者，并答應如下條件:一、懲辦殺害華僑的兇手；二、優禮安葬被害華僑，撫恤家屬；三、受傷華僑除由荷蘭政府負責醫治外，并給予調養費；四、華僑財產損失如數賠償；五、荷蘭政府對旅居荷屬的華僑與荷蘭人同等看待。南京臨時政府在“泗水事件”交涉過程中，一改晚清政府在對外交涉上軟弱可欺的局面，為在海外忍氣吞聲的泗水僑胞爭得了合法權益，“泗水事件”的成功交涉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外交的一次重大勝利，使近代中國外交有了新的生機，也是南京臨時政府外交活動中的閃光點，贏得了海外華僑的廣泛贊譽，使海外僑胞第一次感到獨立的中國是自己的堅強后盾，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