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連續劇《闖關東》好評如潮，同時也引起了各地關于歷史上的“闖關東”問題的討論。泰山學院歷史系教授、泰山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蔣鐵生致電記者，他認為，“闖關東”不僅是內地民眾到山海關以外的東北地區謀生，也是一個文化傳播的過程。以山東人為多數的闖關東者，他們所傳播的主要是泰山文化。

　　“闖關東”，中國近代最大的流民遷徙運動

　　關東是指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因東三省位于山海關以東，故稱關東。“闖關東”的人以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陜西人為多，而其中又以山東人為最。

　　蔣鐵生說，這場中國近代最大的流民遷徙運動，以1860年(咸豐十年)為界標，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宋遼金元時期，那時就有流民出關謀生，但可以自由出入，不必“闖”；清軍入關之初，因為滿族人隨軍入關者就達90萬之多，東北一下子變得十分荒涼，因此，在順治十年(1653年)曾招募關內民眾到關外墾荒。那時，河北、山東開始有少數民眾應募出關，因此也不必“闖”。

　　到了康熙朝，為了保護關東的人參不被流民偷采和東北皇室狩獵用的圍場不被流民偷獵，加上清政府擔心大量流民進入會搶了旗民的飯碗，可能還有企圖保守滿族固有的文化等原因，康熙七年(1668年)，宣布關閉山海關的大門，封閉東三省，嚴禁流民進入。于是，在這以后進入關東的流民，從法律上就是不合法的，因此，稱為“闖關東”。盡管清廷煞費苦心，但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相反，以山東人為主的北方流民入關謀事呈不斷擴大的趨勢。歷史記載，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僅山東流民入關者就達十多萬。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在關東謀生的華北農民(包括已改變流民身份定居關東者)總計達180萬。咸豐十年(1860年)清朝頒布法令，開放山海關，允許內地民眾到關外謀生，因此移民成為合法。

　　到了20世紀初，全國各地軍閥混戰，山東、河北、河南又有大批民眾迫于戰爭危害移民關外。清朝和民國時期，這種流民活動歷經約300年，闖關東的總人數僅山東人就達到2000萬左右，這在全世界范圍內是絕無僅有的。咸豐十年以后的人，習慣上仍然稱自己的這種活動是“闖關東”，這主要因為“闖關東”一詞早已存在，并已約定俗成。

　　泰山，“闖關東”者的精神家園

　　移民在進行空間移動的同時，也在傳播其精神文化，如風俗、信仰、習慣等，這是文化傳播的主要路徑之一。蔣鐵生認為，“闖關東”不僅是內地民眾到山海關以外的東北地區謀生，也是一個文化傳播的過程。以山東人為多數的“闖關東”者，他們所傳播的主要是泰山文化。

　　歷經前后兩個階段的“闖關東”，大批山東、河北的原居民，遷徙到了東北三省各地，而這些移民，大都是原來的泰山香客，因此他們自然也就成了泰山文化在東北地區的傳播者。例如：供奉泰山石敢當的習俗。人們在房基、門口、橋頭、要沖立刻有“泰山石敢當”字樣的石碑，用來避邪禳災；這些移民還帶去了泰山奶奶碧霞元君的信仰以及對泰山神的信仰。南開大學的碩士研究生田承軍曾經專門研究過東北地區的碧霞元君廟。他的研究證明，“清代東北地區出現的眾多碧霞元君廟，從移民角度，通過多個個案的分析，證實這些祠廟正是由魯冀豫等地移民建立的。”同時指出，東北的碧霞元君廟也體現了中國古代民間信仰的混雜，如碧霞元君、觀音、斗姆的合祀或難以區分等。這是說泰山文化在傳播的過程中，一定程度地與東北地方文化相融合。

　　在林林總總的泰山碑刻中，還發現了一些山東和東北地區之間宗教文化傳播的內容，可以證明在清代和民國時期，為數眾多的“闖關東”民眾中，大多是泰山的崇拜者。他們把泰山信仰和泰山香社的習俗帶到了廣大東北地區。例如：位于泰山紅門宮附近的泰山小碑林中，有一塊刻于民國二十六年的“義和香會還愿碑”，碑文如下：“天下之事，力單者難行，眾擎者易舉，離散者必敗，團結者收成，此定理也，如王應賓等之香會亦然。于民國八年四月，香會等人在奉天西奉縣高立木子、黃草碑、齊家堂、小孤山相聚營生，深知在外作(做)事環境之下，非團結不為功，遂于是月聯絡同鄉，假香會名義來團結，即許愿于岱岳圣母殿前：大家如平安完全回家，愿許在岱岳圣母殿前懸木匾，建立石碑。圣母肖靈，果佑眾黎平安全歸。今敬獻木匾，建立石碑，以消前愿。是為記。”這是一群“闖關東”的山東人，臨行前在泰山老奶奶廟前許愿，18年后又來還愿的故事。說明在這些跨越渤海到東北營生的人，泰山奶奶是他們的守護神，泰山是他們的精神家園。

　　另一塊香社碑，立于民國十年，記載“闖關東”到吉林定居謀生的山東人，遇上瘟疫時求泰山保佑的事，雖屬于封建迷信范疇，但亦是泰山祭祀民俗在東北地區傳播的例證。

　　毫無疑問，歷史上的“闖關東”，不僅促進了內地和東北地區的人員和經濟交往，同時也促進了泰山文化在我國東北地區的傳播。（霍曉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