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11歲那年，父親去世，身為長女的李明啟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擔：織草包，糊火柴盒，當清潔員，在糧庫挑揀壞黃豆，在制煙廠包香煙……

　　幾年后，抗美援朝戰爭開始，鴨綠江邊的小城丹東成為重鎮。李明啟憑著一副清亮嗓音，成為丹東鐵路抗美援朝宣傳隊中的一員。18歲那年，她又調到中國鐵路文工團歌舞團，來到北京。

　　《便衣警察》里的媽媽，是李明啟的首次“觸電”，已過不惑之年的她，從此與影視結緣。

　　年近花甲，《水滸》里的“王婆”，《還珠格格》中的“容嬤嬤”，讓觀眾恨得牙癢癢，也從此讓她聲名鵲起。

　　人生七十古來稀，她卻在《家有九鳳》中挑起了大梁。如今，正在滬上熱播的《雙面膠》中，她又扮演了讓人既同情又憎惡的東北婆婆。

　　問及演戲帶給她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她說：“每次都是過把癮。”

　　名與利又意味著什么？她回答：“到我這個年齡，名利只是零。”

　　演婆婆：理解和寬容最重要

　　記：《雙面膠》里的婆媳大戰，引起了觀眾熱議。對此您怎么看？

　　李：《雙面膠》里的婆婆很無私，她愛家，愛兒女，省吃儉用，也很會操持打理家務。要是擱從前，這樣的婆婆就是一筆財富，但擱現在就成負擔了。因為她把自己的觀念強加給這個小家庭了，她希望她的兒媳也能像她這樣。時代不同了，年輕人的生活觀念、消費觀念跟老人完全不一樣，這時誰想強加給誰，都會帶來矛盾。我覺得作為老人，能放下則放下；作為兒女，也要尊重他們的觀念。但有條件，還是不要生活在一起。

　　記：您是遼寧丹東人，和《雙面膠》里的東北婆婆應該有些共鳴吧。

　　李：我覺得這個戲特別貼近生活，因為每個人都能從這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比如說一回家就搞衛生，在沙發上搭床單的事我也干過。話又說回來，老人也有老人對的地方：像三餐規律等等。我覺得重要的是大家能互相理解。如果不能理解的話，那就嘗試著學會寬容。最傻的就是想改變對方。

　　記：《雙面膠》在很大程度上傳遞給觀眾一個信號，是南北方地域文化的差異造成了家庭矛盾。事實上，類似的家庭組合已越來越多。

　　李：其實這是很多家庭共有的問題，不單單是地域差異造成的。選擇南北方，不過是讓這種矛盾顯得更尖銳。東北小城市的老人與大上海的老人，在觀念上的確有很大差別。我在上海的時候，看到老弄堂里走出一個老婆婆，手里拿了一個精致的小包，戴著漂亮的耳環，說是去美容院做頭發。這樣的例子在上海很多，但在北方就很少。當然，北方城市老人的生活方式也在改變，但是這戲里的角色，就算往后推一兩百年，我相信也會有，因為它代表的是傳統。

　　演媽媽：母親就像天上的月亮

　　記：您第一次上臺是在《馬蘭花》里扮演媽媽，第一個影視角色是《便衣警察》里的媽媽，現在《雙面膠》里依然是媽媽。您與“媽媽”特別有緣。

　　李：演《馬蘭花》時，我18歲，當時很不好意思演媽媽。第一次排練，那個26歲的“爸爸”開口說“小蘭她媽”，我馬上笑場了。我們團長特生氣，叫我出去。為此我在外面哭了一頓，哭完了再進來排練，門一關，看著團長，自己又忍不住笑起來。從《便衣警察》開始，《周拉奴》《女囚》《沒事偷著樂》里，我演的都是好媽媽。一直到張紹林找我演王婆，這下壞了，不久后《還珠格格》也找了我，更壞了，直到楊亞洲找我演《家有九鳳》，才重新變成“好媽媽”了。不過，我最欣慰的是，不論我演什么角色，好的壞的，同行們和觀眾們一直都很認可。

　　記：演了這么多的“媽媽”，生活里您也是媽媽，對于母親這個角色，一定有著您自己的深刻理解。

　　李：母親是天底下最無私的人。今年母親節的時候，我去央視的《藝術人生》做節目，當時打了一個比喻：母親就好像天上的月亮，無所求地掛在天上，不分四季。兒女們高興了，就看看“媽”，最多發一句感慨：“今兒月亮還算圓啊。”但不管兒女們看不看，高興不高興，月亮始終掛在天上。

　　當壞人：讓觀眾恨得要砸電視機

　　記：您演的王婆和容嬤嬤，可以說在觀眾中留下了極“惡劣”的形象。

　　李：哈哈，那不叫麻煩。2000年時去參加“百名影星賀千禧”活動，我打車去的。從上車開始，那司機就特冷淡。開到一半，他冷冷地問我：“你是演員嗎？”我說：“是。”他說：“是演容嬤嬤那個演員嗎？”我說：“是啊。”他說：“早知道是，我肯定不拉你了。”我一聽樂了：“你真夠傻的，我都出戲了，你到現在還沒有從戲里出來。”那司機聽了也樂了：“你真是氣死我了！當時要不是我媳婦攔著，我差點把電視機給砸嘍。”容嬤嬤過去十幾年了，街坊鄰居現在有時想起容嬤嬤，還會對我說：“你怎么那么壞，氣死我了！”

　　記：演了那么多角色，覺得最難忘的是哪個？

　　李：如果說最有難度的，最下功夫的，還是《水滸》里的王婆。因為這個片段已成為經典，各種曲藝劇種里幾乎都有演繹，王婆又是個特別反面的角色。戲曲舞臺上的王婆出場就是丑婆子打扮：紅臉蛋、綠嘴唇、大耳環、大煙袋，頭上還頂著大紅辣椒。作為電視劇，不可能像戲曲舞臺一樣臉譜化而是要求自然。這就對演員的演技提出了更高要求。乍一看，王婆就是個普普通通的婆子，她不開口甚至還會給人端莊的感覺，但是這個人物內心的風流、貪婪和狠毒，又必須表現出來。幸運的是，我完成了。

　　記：您是一個非常用功的演員。在拍攝王婆押赴法場那段，您鼓勵群眾演員朝您扔雞蛋；拍《還珠格格》，您自己寫了《容嬤嬤小傳》；拍《家有九鳳》，您甚至把劇本給翻爛了。

　　李：這是一個工作習慣吧。譬如《家有九鳳》中的母親，那么有戲份的角色，給了我這個老演員，這是多么幸運的事。再說，它的劇本寫得那么好，你舍得丟一點嗎？如果你不分析，只是按著臺詞念就算演的話，那就糟蹋了這個角色。一個演員，需要把臺詞融入到心里，說臺詞的時候，說出來的不該是字，而是自己的思想。

　　記：當演員，對您來說，最大的好處是什么？

　　李：過癮啊。每一個角色就是不同的人生，就是不同的體驗，特別過癮。我下一部戲里又“轉型”了，演一個黑老大，完全不同的角色，又過了把癮。

　　當名人：一切名利都是空

　　記：從《便衣警察》開始，您開始被公眾記住；但真正成為名人，應該是近花甲之年拍了《水滸》和《還珠格格》后。對您來說，成名意味著什么？

　　李：對我這個歲數來說，名和利在生命中占的分量是零。如果說你的生命是一，這個一下面應該是作品，而不是名和利。苦了一輩子，如果能留下兩部作品，就是最大的幸運。很多已故的藝術家一直活在人們的心里，就是因為他們的作品一直在這個世界流傳著。

　　記：對你來說，名氣一點用處都沒有嗎？

　　李：也有啊。“名”是激勵著我往前走的動力；也因為有“名”，它對我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所以“名”是一種信心和鼓勵，此外，它不代表任何東西。

　　關于成名，我們和年輕演員不一樣。我們這一代，小時候參加工作是為人民服務。我在鐵路文工團工作了三四十年，工作就是為鐵路工人表演，哪里需要我們，我們就到哪里演出。鐵路工人病了，我們去病房為他們唱歌；到了火車上沒有演出任務，我們就在列車廣播室為乘客唱歌；不唱的時候，我們又成了“列車員”，拿起掃帚打掃衛生。從來沒有人想為了出名而演出。

　　記：您平常的生活是怎么樣的？

　　李：我的生活很簡單。和老伴一起上網，看新聞，了解健康知識，讀書。我們自己做飯吃，出門坐公交車、搭地鐵。門口院里大爺大媽們見了我招呼“走啊，李老師買菜去，哪兒哪兒便宜”，我就跟他們坐班車去超市。我就是一最普通的人，過著最普通的日子。

　　記：您的筆記本里有句尚長榮先生的話：“做平常的人，演不平常的戲。”

　　李：我記得北京人藝大導演焦菊隱說過一句話，演員應該是塊橡皮泥，能捏出各種形象，捏什么像什么，不僅形似，還要神似。沒有神似，徒具外殼，給觀眾的就是垃圾。怎樣才能神似呢？只有深入生活、用心去體驗生活，才能抓到神。但我們現在一些年輕演員有名了，接著就脫離了生活，這是多么可惜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