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級的文化輸出，要使用什么樣的語境與方式，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我認為這種講述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理性”

　　1989年陸川18歲，這一年他在北京參加完高考，和同學一起來到北戴河的海濱，他挎著一個車胎改成的救生圈游向大海。回頭張望，岸上的人已變成小黑點。

　　一個巨浪突然襲來，巨大沖力竟掀走了救生圈，陸川并不會游泳，不祥預感一瞬而至，陸川整個人向水下沉淪。“從高三畢業考試開始，自己18年的人生像倒帶一樣一幕幕地閃回……”陸川回憶，最后的鏡頭是頭頂上洞現一個光的隧道，隧道盡頭有人在喊：“陸川！陸川！”

　　而此時另外一個聲音近在耳邊，“陸川，你要活下去！”

　　陸川奮力掙出水面，仰躺在海面上，雙臂下意識地向身體內側劃水，不想這恰好是仰泳中的劃水動作，他不停地游下去，頭最后撞上了掛防鯊網的浮標……路過的船只救起了陸川。

　　今天，年少的傳奇經歷已成為輕松回憶的往事，而作為青年導演的陸川，電影藝術創作中的歷險、奇跡、幸存，仍使他一次次心緒難平。

　　他的上一部電影《南京！南京！》拍攝過程中，資金鏈一度斷裂，電影面臨夭折的風險……《南京！南京！》首映禮上，陸川目睹父親落淚的視頻，一時哽咽失聲。

　　他的最新作品是《歷程》，這部8分鐘的電影是上海世博會中國國家館的主展影片之一，不為外人所知的是：《歷程》的劇本一度被推翻。其后，陸川面臨主展影片另一拍攝團隊的競爭壓力，直至世博會開幕，陸川還不能確定《歷程》是否能夠上映。

　　奇跡再次發生了。從4月28日開始，“利好消息不斷傳來”，5月1日，《歷程》成為中國館的主展影片，這一天至少3萬名觀眾在體量巨大的中國館內觀賞到三折銀幕上放映的《歷程》。

　　這天下午，陸川收到一條短信，《歷程》上映，“許多人都給看哭了。”

　　“每個導演的每部片子都是嘔心瀝血的，”陸川6月7日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電影是一個非常殘酷的東西。只有電影拍得好了，這個嘔心瀝血才是一個值得說的事情。”

　　《歷程》的坎坷

　　陸川坐在自己公司的會議室里，身旁放著上海世博會中國國家館的聘書，“影像藝術總監”是陸川最初在中國館的職務。2008年年底，上海世博會協調局的領導詢問陸川是否愿意擔任中國館主展影片的導演，陸川考慮后接受了任務。

　　“但是我得說，我徹底低估了這件事的難度。”陸川告訴本刊記者。2009年10月初，陸川不再是主展影片的唯一導演，他面對來自上海的拍攝團隊的競爭與最終可能被淘汰的壓力。

　　《瞭望》：據說很多人把《和諧中國》和你導演的影片《歷程》搞混了？

　　陸川：我要在這里澄清一下，上海世博會中國國家館在49平方米展廳有兩部片子交替放映。一部是我拍攝的《歷程》，另一部是鄭大圣導演的《和諧中國》。很多人把《和諧中國》和我執導的影片搞混了，我在微博中也澄清過這一點。

　　《瞭望》：直到4月27日，影片還在進行修改。甚至在5月1日開園儀式前，你還不確定這部影片是否能上映。請談談其中的過程。

　　陸川：4月20日，還有兩個動畫鏡頭沒做完，開著天窗呢。如果最后這兩個鏡頭不完成，就等于把影片的生存權交出去(另一部備選影片已完成)，4月28日才最后做完。5月初的時候我們還在修改，把汶川新貌部分加長，事實上5月上旬才完成最后一個版本的修改。

　　《瞭望》：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陸川：2009年6月以前，我們的團隊作了一套完整的創意。我覺得世博會不僅僅是中國成績的一個展現，而且是人類夢想的一個舞臺。中國要向世界展現什么？是展現力量與成績，還是展示我們的善意，以及我們未來對地球的責任？在我看來，要跳出既有的思路，中國人表述的夢想應該和全人類的夢想逐漸交融。

　　很幸運這個方案通過了。從2009年6月開始籌拍，到2009年9月份，我們已經準備開機。9月底突然接到通知，已確定的拍攝方案被推翻，要求新的方案實實在在地反映改革開放30年的進程。

　　《瞭望》：這之后，你參與了持續半年以上時間的“比稿”？

　　陸川：“比稿”的意思是你不再是這一影片確認的導演了，再回到上海，出現了5個團隊共同競爭的態勢。

　　這件事情讓我們整個團隊糾結了一段時間，其間一部分人員要解散，一部分合同要終止，已租賃的器材要退還。這時，我偶然看到了上海團隊的劇本，發現他們回到傳統宣傳片的路子上去了。我思考后對團隊成員們說，我們得堅持。

　　我們寧可拿出一個好的創意，然后被評價為：“對不起，你這個創意不適合國家館。”我們決定即使站著被人轟走，也不能躺著自殺。堅持下去就意味著我們的表述還有一線機會。這一期間，中國國家館的布展總設計師潘公凱教授以及世博局的領導非常支持我們。他們希望我們能夠堅持下來。

　　《瞭望》：“比稿”的過程也是不平坦的？

　　陸川：從2009年9月底開始比稿，然后一輪一輪比下去。每次我們排名都在后面，但是都幸存了下來，因為每次只要淘汰一名。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最后。到2009年12月底的時候，對手只剩下一家了，我們一直堅持下來了。

　　《瞭望》：何時出現了“轉機”？

　　陸川：一些領導人認可了我們的思路，也因此片子迎來了轉機。最后一次審片，導演不能留在現場，在這之前世博局領導給我打電話說，如果選不上別有什么想法。我在機房里一直等待，放映后傳來了好消息，主審的領導鼓掌了。

　　后來聽說一位退休的國家領導人看了片子后說：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城市是人民建起來的城市，這個片子就在說這件事情。5月1日以后，這個片子成為中國館的主展影片之一。

　　《瞭望》：你在接受采訪時曾說，影片沒能做到100分。這么說，你對影片不是很滿意？

　　陸川：如果給自己的這部影片打分，算上時間因素，我打80分，因為短時間內做出來確實不容易；如果單純就影片評價，我覺得是剛及格。比如“CG”制作(“CG”是計算機圖形ComputerGraphics的縮寫)方面是個遺憾。如果有更多的時間，一定會在品質上有一個大幅度的提升。

　　《歷程》的解讀

　　陸川把影片《歷程》稱為“試管嬰兒”。這部為中國館拍攝的影片，在整體創作過程中，劇本中的創意都要放在專家與領導面前反復討論、修改。這對于由導演個體完成的電影藝術創作來講，是一個全新的經歷。

　　那時，陸川一周要飛一兩次上海，帶著改好的劇本，接受新一輪的評判與修改意見，然后回到北京“重新開始”。《歷程》前前后后的劇本至少寫了100稿。

　　《瞭望》：導演張藝謀曾說，奧運開幕式是他導過的電影中最難的一部。對你而言，世博會中國館主展影片又意味著什么？

　　陸川：拍完《歷程》之后，我特別理解他的這句話。要用8分鐘去講述30年，以往的思路是鏡頭前站一群人，一張張笑臉，但這種方法很可能進入不了觀眾的內心，我最后摒棄了很多常規的動作，在藝術創作上冒了一些風險。包括汶川抗震的鏡頭到底要不要這個問題上，我一直堅持保留。最后是觀者和媒體的口碑救了這部片子，看到片子受到觀者認可，我們也很欣慰。

　　影片最后聚焦的主體是進城的農民工這一群體，改革開放30年來付出最多的是普普通通的勞動者。一開始我不太理解農民工和一個國家館的主展影片有什么共通之處。我想起我的父母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的經歷，是他們與戰友徒手在戈壁灘上建起了石河子這座新城。我們應該尊重勞動者群體的力量，中國的進步離不開他們的貢獻，可以說中國的進步就是在他們的肩膀上扛過來的。

　　《瞭望》：為什么在《歷程》中要堅持加入災難情節？在最終的影片版本中，這一情節與設想中的有何不同？

　　陸川：中國人最偉大之處在于面對災難的那種堅韌。我們用了足足1分鐘的“子彈時間”(拍攝某一瞬間凝固的畫面)來表現。我覺得中國人最厲害的一點，不是建了多少樓，修了多少高速公路，而是在災難面前表現出的堅韌，這就是中國人內心自強不息的生命力所在。

　　中國館主展影片是展現這種生命力最好的場合，這一段的最終效果是比較有震撼力的。當時圍繞著這一場景曾有持續的爭議，但最后還是得以保留，后來加上了旁白，加上了汶川災區重建的新貌，讓主旨看起來更全面一些。

　　《瞭望》：據說因為這個段落，《歷程》有不能上映的風險？

　　陸川：4月25、26日的時候，汶川這個段落還是處于被質疑的境地，這種穿越災難的表達對既有的思維模式是一種挑戰。有人出于謹慎，提出再一次修改的意見，但時間已經非常緊迫。

　　對于我來說，無論結果如何，承載著我們希望的作品最終完成了。即使它最終不能在中國館放映，我們也認為最重要的是“孩子生出來了”，藝術創作有了最終的成果。后來，片子奇跡般贏來了轉機，領導們看過后認可了我們的思路。

　　《瞭望》：世博會是各國文明的際會，與其他國家的布展內容的差異，讓你產生哪些思考？

　　陸川：我覺得整個中國館要表達的東西太多了，其他國家館都做得很輕松，抓住一個點來展示。今后是不是類似的展示可以做得更有彈性、更個性化一些？這是我心中的設問。

　　超越的動力

　　陸川被認為是一個“有野心”的導演，過去十年他拍攝的《尋槍》《可可西里》《南京！南京！》三部電影，呈現出他不斷超越自我的精神動力。

　　陸川的上一部影片《南京！南京！》上映之初就引起激烈爭議。影片以日本兵角川為視角，前所未有地展示了南京大屠殺背景下日本軍人的心靈狀態。爭議之后，這部影片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一系列大獎。

　　現在，這位言語方式與藝術探索都充滿沖擊力的年輕導演，建立了自己的影視公司，力圖使自己的作品在藝術與市場相結合的方向走出一條新路。

　　《瞭望》：你剛剛作了一次演講，主題事關《歷程》，但觀眾提問時卻圍繞著你的上一部影片《南京！南京！》，這部影片面臨的爭議與思考仍然沒有停息。

　　陸川：《南京！南京！》上映后，面臨鋪天蓋地的批評，我的家人很焦慮，我一度還收到了死亡威脅。但我一直認為拍了一部“正確”的電影。以后的影片，我不會刻意去尋求爭議，但追求真相和真實是我的責任。一個國家級的文化輸出，要使用什么樣的語境與方式，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我認為這種講述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理性。

　　《瞭望》：你的下一部電影為何將目光投向“鴻門宴”這一歷史故事？

　　陸川：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秦統一后在文化上則被視為一種倒退，而中華文化的斷裂是在漢武帝之后。我的目的是要追溯那個時代真實的人文地理情況，在下一部電影《王的盛宴》中，我其實要追問的是：文化斷裂前的文明是什么樣？

　　《瞭望》：你的影片往往給人一種思想上的沖擊力，有人認為你是一個有野心的導演。

　　陸川：在電影藝術道路上發出更大的聲音確實是我的渴望。《南京！南京！》在制作規模上已經作出有益的探索，我希望下一部影片在原創性和深度上仍然有持續的追求，在智慧層面能達到讓人耳目一新甚至“聳人聽聞”的程度，但這是指思辨價值，而不是指視覺上的生理刺激。

　　《瞭望》：你的表達方式與言辭很直率，這是否和你的性格與經歷有關？

　　陸川：對于藝術家來講，現代社會確實有了更多的言論空間，至于這種話語方式是否和性格有關，這個我沒有思考過。

　　《瞭望》：你在上次接受采訪時說，希望電影《南京！南京！》上映后，自己的生活能安頓下來。現在，安頓下來了嗎？

　　陸川：我曾經在10年時間里搬過二十多次家，不久前我在北京三四環之間買了一套房子，雖然不幸成為房奴，但從某種角度上講生活比以前安頓了。

　　我成立了自己的影視公司，現在公司的團隊已經越來越成熟，讓我產生了強烈的歸屬感。一年以前還是我一個人賺錢，七八個人花。現在，很多事我可以和他們商量，他們開始為我遮風擋雨，我感覺我不再是一個人，我在變得強大，這些都讓我的幸福指數提高了。□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劉巍 實習生劉天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