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活著”的張藝謀從險峻的文藝之路上節節后退，除了一路彌漫的商業氣味，已經很難從華美依舊的張氏電影中品味深層次的人性撞擊與靈魂觸動

　　《三槍拍案驚奇》(以下簡稱“三槍”)最好看的一幕應該是片尾：一干明星在強勁的音樂節拍下狂舞不止，就連孫紅雷也獻上了賴以成名的霹靂舞，小沈陽、毛毛等人更不在話下，拿手的二人轉絕活既張揚無羈又灑脫爛熟——真像是憋壞了，在“壓抑”了90分鐘之后，他們有理由將一部“懸疑片”徹底轉化為活色生香的肢體狂歡。

　　說實話，張藝謀的新作《三槍》比想象中要好些：簡單的故事，夸張的人物，三岔口式的陰差陽錯，陡然改變的細枝末節……科恩兄弟《血迷宮》的元素還是依稀可見，那種人算不如天算、無法逃避無法閃躲的當下“存在”還是在小沈陽、閆妮、趙本山的插科打諢之后，被沉默的孫紅雷一點一點抖摟出來，只不過，它有其形卻未得其神，遠不如《血迷宮》那般壓抑、精致和深刻。這或許就是很多觀眾追問的結癥：一部向經典致敬的賀歲大片，為什么缺少經典的神髓？

　　張藝謀本人坦承，《三槍》就是拍出來讓觀眾樂呵樂呵的賀歲電影，無需追尋“意義”。于是“懸疑驚悚”被雜糅了太多的無厘頭、網絡惡搞和春晚臺詞，這些鬧哄哄的段落削弱了它向經典致敬的誠意，也剝奪了觀眾欣賞懸疑、品味驚悚的耐心——看來看去，這部小品式“大片”雖然故事完整、色彩絢爛、線索清楚、人物可愛(平面漫畫式的)，但多少還是“擰巴”了，這就像一個深沉憂傷的老家伙非要沖你做鬼臉才開始講他那些傷心往事，可他明明用不著撓你癢癢啊；最終吊詭、巧合的結尾就在后現代娛樂狂歡中慘遭消解，甚至連巧妙的細節、精致的機關也被消解了，更不用說那幾個本來就不復雜的人物。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尹鴻對《三槍》的評價引來熱議：《三槍》不是不能看，甚至比同時期一大批搞笑片、小成本商業片都好看些，可是，如果換成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后起之秀或更能博得滿堂彩。“如果一個國際級大導演，仍然完全放棄品位和趣味的底線只顧賺錢……則不僅是張藝謀的悲哀，更是中國電影的悲哀。”

　　《活著》之后，張藝謀早期電影《紅高粱》《秋菊打官司》《菊豆》等影片中的深刻、質樸、淳厚和真誠似乎漸行漸遠，中期的《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尚有結結實實的人文關懷，及至后期的《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大片”，張藝謀已一腳踏上形式主義濫觴加猛烈宣傳造勢的商業化道路，新片《三槍》為此增加了注腳：票房，或許已經成為衡量他的電影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對此，他的“新畫面”搭檔張偉平說得很直白：不要把電影那么神圣化；現在中國電影要想發展、要走向世界，就一定要迎合大眾和市場。

　　細細算來，張藝謀、張偉平自《英雄》開始就瞄準“市場”，但其間尚有一部《千里走單騎》是張藝謀刻意回歸的“文藝路線”，該片盡管比從前的張藝謀電影單薄不少，卻還有融匯麗江風物的脈脈溫情，有追問人心、反省自我的普適值；那之后，張藝謀更像是被商業“挾持”了。拿到戛納大獎的《活著》猶如一道分水嶺，觀眾看到依然“活著”的張藝謀從險峻的文藝之路上節節后退，除了一路彌漫的商業氣味，已經很難從華美依舊的張氏電影中品味深層次的人性撞擊與靈魂觸動。

　　其實原因并非“挾持”這么簡單，第五代式微甚至失語也不是張藝謀、陳凱歌的個人問題，而是某種深刻共性——當初第五代橫空出世，憑借的是在上世紀80年代充滿啟蒙色彩的氛圍中，對外來經典、大師們孜孜不倦的借鑒和汲取，形式上的大膽突破與底層生存的奇特結合造就了第五代“反模式化”的凌厲表達。

　　但這種“突破”卻又因為缺乏足夠的原創思想做支撐而呈現出另一類“模式化”；當時間飛速逾越“啟蒙”和“借鑒”，當寧浩、陸川等新生代已經能夠在高超技術的灣流與貼近地面的敘事中游刃有余，第五代的原創不足、思想貧弱的缺憾顯露無遺。

　　張藝謀最具典型性，早先的一系列著名作品無不取材于當時的知名小說，他本人在上世紀90年代就經常掏錢購買《小說月報》，就看什么題材適合拍電影，后來干脆召集一批聲名顯赫的先鋒派作家來一次命題作文，可惜這部為鞏俐量身定做的《武則天》至今沒拍。

　　張藝謀的創作困境同樣折射于陳凱歌、何平、田壯壯等第五代身上，今年何平的《麥田》、田壯壯的《狼災記》都有形式大于內容之嫌，所幸2008年的陳凱歌交出半部精彩的《梅蘭芳》，好歹為第五代挽回一些顏面。而張藝謀，或許已經在商業之路上走得太遠。針對《三槍》的惡評，他平靜回答：“我從來沒想過當一位任重道遠的電影大師。”

　　而當年為《英雄》做宣傳，他驕傲地告訴觀眾，“我不敢說自己是國內最好的導演，但我一定是國內最勤奮的導演——我的生活里幾乎只有電影，我從沒泡過吧、胡玩、浪費時間，我的心思全在電影上。”如此勤奮的電影人，真的不再在乎“任重道遠的大師”了嗎？果真如此，我們是該為一個執導了奧運會開閉幕式、開始以娛樂為重任的張藝謀而鼓掌，還是應該為損失了一位最有潛質、最有擔當的“準大師”而扼腕呢？ 文/陳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