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發現，主旋律作品其實早已在不斷變革之中。要說《建國大業》有什么獨特之處，關鍵在一些電影修辭上。作為一部主旋律的作品，其主動市場化的嘗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如果不能潛移默化，就會影響宣傳效果。因為簡單直接的宣傳，很多時候容易引起觀眾特別是青年人的反彈。這是主旋律在過去幾十年發展中，所得到的非常重要的經驗。

　　●主持人：本報記者 支玲琳

　　●嘉 賓：杜駿飛(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研究員)

　　支玲琳：172位明星的豪華陣容，拷貝數創下紀錄，票房有望超過《變形金剛2》……作為“一次主旋律的試驗”，本周上映的國慶獻禮片《建國大業》所引發的社會關注，超過以往任何一部主旋律作品。對于這樣的主旋律作品您怎么看？

　　杜駿飛：“主旋律”原本是個音樂術語，代表一首曲目的核心旋律。在我們國家的宣傳和文藝部門，這個詞有其獨特的意涵，即要用符合國家利益和宣傳主調、具有特定形式和既定內容的文藝作品來占據舞臺，以強化主流意識形態，起社會教化作用。在此背景下，“主旋律”這個詞在各方的倡議下屢屢使用，并且大放異彩。當人們要進行某種宣傳時，就會去制作、宣講主旋律，但至于是否真正能夠達到觀念認同，達到“入耳、入腦、入心”，一直是關鍵所在。

　　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主旋律的首要特征就是主流化。但處理得不好，就容易落入模式化、刻板化的窠臼。如果弘揚主旋律不影響百花齊放，那么主旋律顯然會受到人們歡迎，畢竟國家利益至上。因此，主旋律與百花齊放、宣傳方式與受眾需求，這之間的關系必須要處理好。不難發現，主旋律作品其實早已在不斷變革之中。所以，今天《建國大業》雖然題材主流，但走的是明星化商業化路線，嘗試與市場對接，對此我們絲毫不應感覺意外，畢竟變革總是大勢所趨。

　　支玲琳：盡管主旋律作品也在嘗試轉型，但不能否認，在某些主旋律作品的身上，“領導叫好、專家叫好、市場不叫座”的尷尬依然存在。其中的問題究竟何在？

　　杜駿飛：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主旋律文藝作品的轉變歷程。最早的當代模板，可以一直回溯到當年的樣板戲。而且在那個時代，這不僅是主旋律，還是唯一旋律。這和我們今天是完全不同的。后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主旋律也開始轉變。先是聚焦歷史題材，也就是從歷史故事中對應現實，并且通過歷史故事講述意識形態。比如關于三大戰役、長征這樣的電影作品。這是第一個轉變。第二個轉變，是主旋律作品開始聚焦平民人物。小人物與主流政治生活的融合，也使得這種宣講更能貼近普通受眾心理,容易產生共鳴。第三個轉變，是開始具有一定的娛樂性和藝術性，像《黃河絕戀》、《紅櫻桃》等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這期間，主旋律電影的進化和完善是實實在在的。其目的有兩個：一是在符合政治原則的框架下，盡可能發揮文藝的效能；二是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發揮市場的效能。而這兩者，在未來仍將是主旋律作品的變革方向所在。

　　基于此，要說這次《建國大業》有什么獨特之處，我想主要還是在一些電影修辭上。比如有大量的明星，有很好的故事，有溫和的娛樂性，有精良的制作，另外，還有耐人尋味的人物感情和心理的描述。其主動市場化的嘗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支玲琳：有專項資金、有專門獎項、有院線資源配置傾斜……這些年來，我們對主旋律作品的扶持力度不可謂不大。除了形式上的創新，主旋律作品怎樣在內容上得到大眾認可，是不是更需要我們思考？

　　杜駿飛：完全吻合國家意志的電影，西方也有不少。比如戰爭時期，受政府和軍方授意，也會拍一些宣傳片，起到宣傳和激勵的作用。傳播學理論的一支，實際上也正發軔于此。在和平年代，則大多源自社會的自發創作，主要表現為一種愛國主義的宣傳，弘揚對族群的認同，例如美國電影《外星人襲擊地球》、《珍珠港》、《愛國者》之類。我們也恰處在和平年代，改革開放的中期，國家有能力也有義務制作主旋律作品，關鍵是要認識到這樣幾個問題：

　　一方面，改善我們的表述方法。很多人覺得，如果不直截了當地宣傳政治方針路線，就可能削弱它的宣傳性。這其實是對傳播心理學的誤讀。如果教育不能潛移默化，就會影響宣傳效果。簡單直接的說教，只會引起觀眾特別是青年人的反彈。這是主旋律在過去幾十年發展中，所得到的非常重要的經驗。

　　同時，主旋律的未來，不僅在于改進“包裝”。形式變革固然重要，但任何事情都是里大于表。比如在歷史題材故事中，一定要尊重史實。哪怕只是做到這一點，大片就已經夠看的了。這些年，我們的電影作品中已經很少刻意回避某些歷史了，這很重要。

　　還應當提倡的是，要盡量鼓勵藝術家自由創作。這個自由是指在藝術表現方式上、題材選取上要有一定的創作空間。比如在愛國主義的主題框架下具體如何出作品，這應該是藝術家的事。只要是立場正確、思想進步、獲得廣大民眾承認的旋律，那就是主旋律。其實，優秀的主旋律作品所表述的，一定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社會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