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網絡促成“大陸新武俠”的崛起，卻無法幫助其成為時代的經典

　　★ 本刊記者/孫展

　　多年研究武俠文學的西南師范大學教授韓云波從2002年開始注意到，除了港臺的武俠文學作者外，在大陸也存在一批武俠文學愛好者。他們自發地寫作，先是發表在網絡上，進而進入紙質媒體，一點一點引發眾人的關注。這一波大潮發端于上世紀90年代末，近年來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僅近兩年，大陸出版的有關武俠題材的作品就有數十部之多，從鳳歌的《昆侖》、到蕭鼎的《誅仙》、再到滄月的《花鏡》、步非煙的《曼荼羅》、王晴川的《飛云驚瀾》，甚至是韓寒的《長安亂》……

　　在如此大量的武俠作品中，既有中短篇的結集，又能看到長達百萬字以上的長篇巨制。這些新一批武俠文學作者當中，鳳歌的全面、小椴的技巧、滄月的感覺、步非煙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都給韓云波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是一群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作者群，他們大多有著較高的學歷，許多作者甚至畢業于理工科，這為他們的作品帶來了更多樣的知識背景。韓云波將這個現象稱之為“大陸新武俠”的崛起。

　　武俠的后金庸時代

　　對于武俠迷來說，能停留在金庸時代無疑是幸福的。僅用十多部作品，金庸就為全世界的華人讀者創制出一個自成體系的虛幻世界——江湖。在江湖里，有刀光劍影，也有愛恨情仇，有國家興亡，也有兒女私情。這個世界從未存在，卻能直指人心。

　　但是對于武俠文學寫作者來說，停留在金庸時代卻猶如一個夢魘，無論有怎樣的寫作天賦和努力，都會被籠罩在金庸的陰影里無從脫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還記得自己在上世紀80年代剛剛接觸到金庸武俠小說時的景象，“讀完后，感覺很絕望，武俠小說寫到這種境界還怎樣去超越？”這顯然不僅僅是一個人的追問，對所有武俠文學創作者來說，他們所面臨著共同的問題。

　　金庸在1972年寫完《鹿鼎記》之后，從此封筆。多年后，金庸武俠作品中的人物，早已超出了街頭巷尾茶余飯后的談資，成為華語文學殿堂中不朽的經典。但他所代表的港臺新武俠高峰，也正是從其停筆的那一刻，悄然成為過往。盡管其后來者也有如古龍這樣另辟蹊徑、巍然成家的人物，但無論怎樣，武俠文學寫作的衰落卻是不爭的事實。

　　“后金庸時代”的空檔一直持續了30多年，盡管無人能夠超越金庸所樹立的高峰，但武俠文學的創作卻沒有就此停滯。

　　30年后的“新武俠”

　　不同的作者心目中有不同的武俠江湖，可江湖在哪里？它到底什么樣？眾說紛紜。但是無論怎樣，以往的作品在構建這個江湖時，總不會脫離“復仇——行俠——艷遇——奇遇——情變”這個套路，在許多資深的武俠讀者心目中，武俠小說的情節可以千變萬化，但是這個套路卻難有推陳出新。而這也是武俠作品失去許多新生代讀者的緣由。

　　這個套路被蘇州大學教授湯哲生稱之為“武俠味”，“這是個矛盾，遵循它，故事難免有老套的感覺，一旦離開這個模式，武俠小說又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味道。”湯哲生說。

　　新武俠的作者們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在他們的作品中，這種“武俠味”更多地被一些現代性的元素所替代，甚至在有些作品當中，它被顛覆性地修改。

　　這批寫作者大多是中國大陸“文革”后出生的一代新人，他們所依附的寫作平臺與前輩完全不同，網絡時代的寫作讓他們的作品帶有更多與讀者互動的色彩，所秉持的創作理念也有了很大變化，“如果說金庸所面臨的是后殖民時代對民族壓迫和人性禁錮的反抗，其作品的支柱是哲學主義、現實主義、民族主義的話，那么這些作者們面對的全球化時代對和平和發展世界的求索，其作品的精神則在于科學主義、理想主義以及和平主義。” 西南師范大學教授韓云波說。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孔慶東看來，這批“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新武俠作者，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他們不但有自由的寫作空間，也能找到合適的發表平臺，這對于上世紀80年代那些致力于武俠創作的大陸作者是不可想象的。“當年武俠文學的地位與其他文體之間的差別是非常明顯的，直到嚴家炎先生為武俠‘正名’之后，才有人將它作為一門學問來研究。”孔慶東說。而現在，武俠文學甚至被選編到高中教材當中。

　　在金庸時期港臺新武俠的高峰期，長期從事武俠創作的作者不過400多人，而現在，大陸新武俠的作者群已經超過了1000人。他們的作品不但在網絡中廣為流傳，也逐漸發表在一些專業的武俠文學雜志，進而結集出版，這些都是武俠文學復蘇甚至開始復興的前兆。

　　突破血仇的現代江湖

　　在這批大陸新武俠作品中，鳳歌的《昆侖》被韓云波譽為大陸新武俠的扛鼎之作。小說里，鳳歌描寫了一個漢蒙混血兒梁蕭，在宋末元初的歷史背景下，如何成為頂級的數學家，并運用科技知識幫助元軍攻破襄陽城，最后又因反對元軍的濫殺，出走西域，游歷亞非歐的故事。

　　盡管故事情節還存在個人的血仇、奇遇以及情變的模式，但都融入了現代性的觀念。在幫助元軍進攻宋軍的過程中，梁蕭看到兩國百姓的無謂傷亡，讓他產生了反戰的念頭；在用“巨炮對強弩”的攻城戰當中，梁蕭認識到科技不但可以贏得戰爭的勝利，也同時帶來了大量的死傷，從而對科技的副作用有了更多反思；在處理情感矛盾時，小說也擺脫過往一夫雙妻的套路，使兩個女主角各自有自己事業，成為更具現代意識的獨立女性。種種新觀念都讓現代的讀者既感到新鮮，又不陌生。“小說可以從傳統中吸取營養，但一定要符合現代人的審美趣味。”鳳歌這樣解釋自己小說中的人物創作。

　　而到了女作者步非煙的小說《修羅道》，主人公們更是沒有什么國恨家仇，故事講述了十二位以唐傳奇人物為名號的頂尖殺手齊聚修羅鎮，按照主人的命令互相殺戮。而爭斗的目的竟是為了獲得自由。屬于“80后”的步非煙，顯然更加在意的是人物個性的張揚，“如果以前的俠客要對抗的是外族的侵略和社會的不公，我要描寫的俠客則是對抗自己心中的極限，逍遙天地間。”步非煙說。

　　如果說，這樣的江湖還留有一些血腥氣息的話，那么在小非的《游俠秀秀》以及何員外的《何樂不為》中，原本充滿殺戮的江湖，簡直成了充滿無厘頭和搞笑風格的游戲場。這樣作品，到底是武俠還是披武俠外衣的幽默小品，只有讀者自己去判斷了。

　　網絡時代：速成也速朽？

　　多樣的題材，多變的風格，大量的作品，既讓韓云波看到了武俠小說由衰轉盛的希望，也讓他感到繁榮外表下的隱憂：受網絡游戲影響的“設定性”、作者成名太早而沉溺于自我的良好感覺，以及商業操作導致的浮躁情緒，都是新武俠繼續前行的阻力。看似興旺的新武俠寫作可能只是曇花一現？

　　而真正能夠與金庸等人的武俠小說比肩的作品，卻遲遲未能出現。“作為通俗文學的重要分支，武俠作品也需要一些常銷書，而不僅只滿足于暢銷書的層次。”湯哲生評價說。

　　作為通俗文學研究者，湯哲生對比了新武俠小說的作者群與金庸等人的差距：雖然在情節安排上，新武俠作品做了很多突破，但在人情把握和人性刻畫上，卻還相距甚遠。這既有人生歷練的原因，也有對文化理解深度的關系。

　　《昆侖》的作者鳳歌對此也深有體會，作為出生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的人，他最初的“武俠普及”是通過電視劇完成，而后斷斷續續接觸到一些武俠作品，真正完整系統的武俠基礎，則是在大學期間通過閱讀金庸小說奠定的。

　　看完金庸小說之后，“覺得一下子找不到更好作品可以看。”鳳歌說，但是出于對武俠的癡迷，他上網搜尋后發現，除了金庸、古龍、梁羽生等人，從事武俠寫作的竟然大有人在，可作品卻不如人意，進而他產生了自己寫武俠的念頭。歷經五年，才完成了新武俠小說《昆侖》。

　　有了親身創作經歷，鳳歌才更深地體會到，金庸是將他所經歷的時代動蕩、家庭不幸、婚姻波折以及事業的磨難，都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才成就了其作品的磅礴大氣，“這些經歷都是時代賦予的機遇，并非人人能夠獲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