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由香港著名導演劉國昌執導，任達華、戴立忍、張孝全、張國柱、曾愷玹、胡婷婷等聯合出演的“動作驚悚”電影《彈道》，確實感到了“驚悚”。不過在我看來，制片方將《彈道》宣傳為“動作驚悚片”，實在是對它的貶低，而不是對它的褒獎，準確地說，《彈道》應該被稱為“政治驚悚片”。因為整部電影都是緊緊圍繞2004年臺灣“大選”時發生的“3.19槍擊案”展開的，“政治”才是劉國昌獻給大家的主菜，“動作”不過是其中的一點佐料罷了。

　　在世界電影之林中，以現實生活中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為題材的“政治片”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類型。政治片一般不強調情節的緊張曲折，但以揭破政治黑幕為主要看點，具有很強的政論性。政治電影在20世紀40—50年代已經出現，而真正形成勢頭，則是從法國導演C·科斯塔-加夫拉斯拍攝的《Z》開始的，此后在西方形成了一股拍攝政治片的熱潮。日本攝制的《松川事件》、意大利攝制的《警察局長的自白》、美國拍攝的以水門事件為背景的《總統班底》、以肯尼迪遇刺為背景的《刺殺肯尼迪》、以“9.11事件”為背景的《華氏911》等都是比較好的政治片。

　　到目前為止，包括大陸、香港、臺灣在內的整個大中華文化圈，政治片都是少之又少的，《彈道》的出現，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而且，正像一位常年在深山修道的絕世大俠一樣，劉國昌一出手即成經典——在我看來，無論是從思想性還是從藝術性的角度來看，《彈道》都不次于《總統班底》和《刺殺肯尼迪》。

　　雖說政治片不強調娛樂，不過《彈道》仍然拍得很好看，其中不乏飛車追逐、槍擊行刺、亡命偷渡、搏斗擊殺等連場動作，但影片的最大亮點，還是撕破了“選舉”華麗的外衣，讓我們這些身在大陸的人得以一窺一場“赤裸”的選舉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恍然大悟：原來選舉是這么玩的。

　　選舉在制度設計上的本意是不錯的——各候選人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張參與競選，誰提出的最符合自己利益，選民就將誰選為領導人——但任何制度在執行過程中，由于每個試圖通過這個制度撈取好處的人都會絞盡腦汁和制度博弈，所以制度都會逐漸異化。比如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本意是把

　　那些最具德才的人選拔到官員隊伍中來，而且在初期也確實起到這方面的作用，但到了后來，“登第”的人就不過是一些除了做“八股文”之外一無所長的人。選舉也是一樣，本來是想通過選舉找到優秀的政治家，但選民最后得到的，卻不過是一個會選舉的戲子，甚至干脆就是貪腐分子，乃至竊國大盜。

　　在《彈道》中，現在執政的“老大”“吳立雄”民調落后對手，連任之路亮起紅燈，如果真的失利，向他提供資金的“金主”都會找上門來，怎么辦？于是他就和幕僚精心策劃了一出“苦肉計”——槍擊案。以此來喚起選民的同情，“對手可以一年領先364天，我只要投票時領先一天就可以”。而在運作此事的過程中，吳立雄通過自己親信掌控的調查局，控制了黑幫老大的兒子，要挾黑幫老大組織實施整個槍擊案。然后又利用參與偵破的刑偵局探員，亟需一種稀有血漿來挽救患有先天性貧血癥兒子生命的困難，要挾他以事先準備好的“替死鬼”結案。在整個過程中，黑道賭盤、地下電臺等更是興風作浪，煽風點火，最終的結果是吳立雄如愿“翻盤”，成功連任。

　　兔死狗烹是固有規律，“阿雄”成功連任之后，所有卷入槍擊案的人，包括吳立雄的親信，則要么死于非命，要么神秘失蹤，幾乎無一幸免。但他們并不是最可憐的，最可憐的幾百萬普通選民，他們投入了熱情，投入了希望，最后卻被一個騙子給愚弄了。

　　影片讓我們看到，選舉其實就是政治的市場化。在市場競爭中，表面上看來人人都有機會，但最后勝出的，總是那些財大氣粗的“大鱷”們；而在通過選舉進行的政治競爭中，結果也是一樣，總是那些擁有最多政治、經濟資源的人獲勝，選民表面上“自主”的投票，其實也都是被一只無形之手強有力地操縱的結果。

　　實際上，我們相信選舉是民主的，其實是假定了這樣兩個前提：其一是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并且可以免費獲得；其二是選民都是理性的，知道怎樣選擇最符合自己的利益。但《彈道》這部典型地反映臺灣選舉的電影，卻讓我們意識到，這兩個前提都是虛假的：首先，在選舉過程中，信息完全是混沌的，真相永遠在公眾的視野之外，選戰雙方投入的巨額資金，絕大部分被用來屏蔽真相，制造假象；其二，沒有一個候選人希望選民保持理性，他們所做的全部造勢活動，目的都是為了擾亂你的理性，當觀眾透過劉國昌的鏡頭，看到臺南的那些地下電臺在聲嘶力竭呼喊：大陸豬已經欺負了我們這么多年，難道還要讓他們繼續欺負下去嗎？就會明白在這樣的選舉中，已經毫無理性可言了。

　　由于這樣兩個前提的虛假，所以好不奇怪地，選民往往把反對自己利益的政客選上臺。

　　選舉就是拼資源，擁有更多資源者勝！選舉就是比手腕，擁有更毒辣手腕者勝！正因為如此，所以香港著名政治學者王紹光博士把以競爭性選舉為特征的所謂民主制度，稱之為“選主”。王紹光說，這是因為它的實質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選出主人來，或者選一個主人(如總統)，或者選一群主人，由這些人來進行統治。

　　在《彈道》中，槍擊案最終沒有真相大白，但影片卻并不讓人感到壓抑或絕望。因為劉國昌最后以“紅衫軍”的大規模街頭抗議為結局——臺北“凱達格蘭大道”上一望無際的紅潮，似乎在暗示：人民不安于做被愚弄的投票機器，不放棄對正義的追求！(文：郭松民 著名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