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整體上看，現在電影創作質量仍然需要好好提升，部分國產商業大片題材雷同，風格單一，回避當代生活，缺乏現實意義，遠離大眾意識；部分影片存在思想意義淺薄、藝術表現平庸、制作水平粗糙等問題。這應引起足夠地重視。

　　《瞭望》：去年《變形金剛2》《建國大業》《2012》三部影片集體跨過票房4億元大關，其中兩部是美國影片。今年年初又有《阿凡達》。國內市場上，國產電影和進口電影的競爭態勢如何？

　　童剛：民族電影如何在全球化時代生存與發展，一向為很多人所關注。我認為，拓展并創造民族電影的發展空間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必須正視同進口影片的激烈競爭。

　　從全世界范圍來看，美國電影的滲透力是驚人的，幾乎遍布五大洲的各個地域。如果不采取自強措施，世界上所有的電影市場可能都被美國占領了。

　　我國臺灣地區在放開引進美國電影之前，每年有200多部的產量，電影業非常紅火，這得益于當時對進口電影拷貝有所限制的政策。但是市場開放之后，引進美國電影的拷貝數就逐年增加，到現在達到了60多個。如今美國影片已經占據了臺灣地區90%以上的市場份額，我認為這種結果的出現是不幸的。

　　中國大陸現在對于好萊塢還顯示出了一些對抗和抵御的能力。2001年我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每年進口20部分賬影片，但是我們提出，在進口的20部影片里面有美國影片，也要有其他國家的影片。這個政策為我國民族電影的發展贏得了一定的空間。近幾年國產電影的市場份額保持在55%以上。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差距，爭取靠實力贏得更高的市場分額。

　　曾感到無路可退了

　　《瞭望》：您在電影圈里摸爬滾打了28年，最早是怎么進入這個行業的呢？

　　童剛：1982年7月我從復旦大學畢業，那時候大學生還是包分配的，自我選擇的權利不多。我被分配到了當時文化部下屬的中國電影公司。對這個結果，開始沒有準備，但想起來挺有意思的。我上大學的時候就酷愛看電影，8分錢一場的周末電影，場場必到。那時候覺得看一部好電影是特別大的精神享受。《少林寺》《追捕》《魂斷藍橋》《百萬英鎊》等經典電影讓我至今回味無窮。

　　《瞭望》：您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曾任中影發行公司經理、西安電影制片廠副廠長、中影公司總經理，與那時相比，現在電影產業的最大變化是什么？

　　童剛：最大的變化在于機制！那時候是計劃經濟、事業機構，而現在則走上了市場經濟、產業運營的道路。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電影在計劃經濟的舉國體制時代，曾經創造過293億人次的年度觀影紀錄，至今仍未打破。電影在那個時期的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但隨著多元文化消費方式的興起，電影事業一度走入低谷。

　　1993年4月我從中影公司調到西安電影制片廠，在廠里分工負責財務、發行和合作制片工作，但因為發行影片連年虧損，1700多人的大廠，財務的賬面資金還不足20萬元。到廠的第三天，廠長就安排我回原單位借款。

　　上世紀90年代，國有制片廠都舉步維艱，影院紛紛倒閉，為求生存改造成歌舞廳、娛樂城的比比皆是。電影行業曾嘗試打破影片統購包銷，實行自產自銷的市場格局，但對電影行業整體定位仍未改觀，這些改革措施也沒有引領中國電影整體性走出低谷。

　　《瞭望》：2003年2月您被任命為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局長，那時候情況怎么樣？

　　童剛：那正是美國電影強勢出擊、風頭正旺的年代，很多國家的民族電影工業受到美國電影的影響，一蹶不振。我國電影市場也受到了沖擊。當時電影行業又趕上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適應期。電影產量和票房收入都不樂觀。1997年至2002年，我國電影的故事片年均生產不足100部，年均票房收入不到10億元，其中大部分還依賴美國的分賬片。這種局面讓人感到無路可退了。

　　黨的十六大召開后，電影產業化改革開始全面實施。制片改革“降低準入門檻、增強服務意識、簡化審批程序”；院線制改革減少了發行層次，優化了產業結構；推進國有集團化改革，調動民營企業參與的積極性；城市多廳影院興起，推行農村數字化放映……這7年中國電影一直在產業化的道路上摸索，到今天的狀況，可以說是在好的政策指引下，在社會各界的關心和支持下，我們電影界全體同仁人努力奮斗的結果。

　　《瞭望》：作為一名觀眾，您最喜歡什么電影？

　　童剛：《沉默的遠山》，你看過嗎？我覺得不錯。其實每年有不少好影片由于各種原因無緣同觀眾見面。希望媒體的朋友能幫我們出出招。最近的《十月圍城》《孔子》，還有《建國大業》《梅蘭芳》《集結號》《英雄》……觀眾喜歡看的我都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