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是個聰明人，他知道觀眾對于電影的意義，他也知道在當今這個時代，撈錢是硬道理，真金白銀是好東西，而且，談錢論價不僅不再是丟人的事，似乎還變得很主流，很理直氣壯。據說，北京電影學院一直想在正門顯眼處拉一道橫幅，上書“電影是對投資人負責的藝術”。且不管是真是假，至少讓我們感覺到，在這個人人都很崇尚多元的時代，背后還有一只無所不在的手，主宰著電影人的命運。

　　張藝謀的聰明就在于，他寧肯順從命運的安排，也絕不向命運發起挑戰。所以，他這次拍攝《三槍拍案驚奇》就抓住了兩個要點，一是主動給影片戴上一頂“俗”的帽子，定位“喜鬧劇”，宣稱要走“群眾路線”，把小沈陽、閆妮、孫紅雷等頗受群眾愛戴的演員都拿在手里。只要觀眾笑了，張藝謀也就成功了。其二，調動各種積極因素，進行大規模的炒作，張藝謀以身作則，率領“三槍”劇組一干人等在各種場合亮相，忽而作癲狂狀，秀上一把RAP，忽而又放低身段，面帶誠懇的微笑，娓娓而談。有人說，張藝謀瘋了。究竟是市場把他逼瘋了，還是真的玩瘋了？這個問題只有張藝謀自己才能回答。

　　我不懷疑“三槍”的票房。因為，這些年來，“二人轉”大行其道，無厘頭搞笑大行其道，已經為張藝謀準備好了廣闊天地，就等著他來大有作為呢。看上去，他還真有一點順天應時的感覺，所謂識時務者為俊杰，他也就做了這個時代的“俊杰”了。所以說，時代造就了張藝謀。他的善變，或者說投機與迎合，都說明了他很有一點領風氣之先的能力。前不久馬原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這個時代需要段子。”張藝謀應該是認同這種說法的，他看到了“時代”的這種需求，響應著“時代”的召喚，“三槍”就是他為這個“時代”貢獻的一個超大型的段子。從歷史的發展變化來看，也許這是對我們曾經有過的過于“嚴肅”的一種懲罰或必要補充。我們看到，從王朔的“一點正經沒有”，到周星馳的正話反說，其實都是在消解和瓦解文化的嚴肅性和崇高感。那么，這種消解到哪里是個頭兒呢？沒有人肯于思考和回答這個問題，但卻不乏將消解進行到底的人。張藝謀正在努力做的這件事，就是要將文化變得更加娛樂，更加淺薄，更加輕浮，更加無聊，也就是所謂的更加大眾。這種做法究竟是功是過，我們說了不算，還是等待歷史來裁決吧。

　　有些事情是不能多想的，想多了就可能睡不著覺。從人性的角度說，如果沉淪下去是沒有底線的，靠刺激來娛樂，只有不斷提高刺激的強度，才能滿足身心對娛樂的要求。可以預料的是，“三槍”之后，只能比“三槍”更惡俗，就像我們在《十面埋伏》和《滿城盡帶黃金甲》之后，又看到了《三槍拍案驚奇》一樣。這是很可怕的。拍電影當然要對投資人負責，但是，要不要為觀眾的未來、為民族文化的未來負責呢？從一部電影扯到這么大，這么遠，顯得有點可笑。但如果觀眾真的養成了惡趣味，只想著段子是好東西，那恐怕哭都來不及了！解璽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