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高新出臺的《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假藥、劣藥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犯罪分子提供廣告等宣傳的行為將被以共犯論處。馬上有記者問明星代言是否包含其中，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熊選國表示，對于明星的代言行為，如果他是明知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符合《刑法》規定，作為共犯處理是可以的，但是這個前提很重要。

　　從網友反應來看，很多人對以“明知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作為追究代言明星刑責前提，似乎頗為不滿。因為司法解釋的意思很明顯，針對的只是那種明知假冒偽劣而仍舊為其昧良心代言的人，這種人畢竟很少;而且，事后判定明星是否對假冒偽劣“明知”難度頗大，除非存有明確證據，否則很可能會被疑罪從無。因此，有人將此理解為對明星代言的究責最小化，所謂追究代言明星刑責不過徒具空文;問題是，只要明星所代言藥品事后被證實為假藥、劣藥，明星即使之前毫不知情，反而有政府機構的正規批文作保，也仍要作為共犯被追究刑責，這難道就公平了嗎?

　　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新《食品安全法》對明星承擔虛假食品廣告連帶賠償責任的規定，其中最富傳播效果的說法是“明星代言虛假食品廣告可能傾家蕩產”。這招致了馮小剛、濮存昕等文藝界名人的反對，反對的最大理由是這些食品都是經過國家政府部門批準的合法產品，出了問題不應該是代言明星的責任。某些明星狡辯代言產品只是“和演戲一樣表演”固然很令人不齒，但類似張藝謀“如果你代言錯了，你就得認，要為自己的言行承擔責任”的說法，其實也是對法律的另一種誤解，好似守法與違法純粹是一種不可預知的賭博行為。

　　界定明星代言責任，關鍵在于如何界定“虛假廣告”。“虛假廣告”不應該以代言時不可預知的事后情況為依據，而應該以代言時即可確知的情況為依據，這樣既能凸顯法律的公正，代言明星也無冤可喊。我們不能總是以代言的產品是否出問題來判斷是否“虛假廣告”，“虛假廣告”應該有更科學也更客觀的標準，具體到明星代言而言，最起碼的一點，應該是言語與事實的相符。

　　常常能看到一些女明星給很一般的大眾化妝品代言，可我幾乎敢斷定，盡管她們把代言產品吹得那么好，她們在現實生活中卻肯定不會用如此大眾的化妝品。還有很多明星給國產奶粉代言，可她們自己的小孩吃的會是她們所推薦的產品嗎?還有大堆的藥品廣告，明星根本就沒這個病，卻煞有介事地吹噓這個是如何的靈丹妙藥———凡此種種，言語與事實完全脫節，代言成為純粹的表演行為，這難道還不是虛假廣告嗎?為何一定要等哪個產品出了事才追責，這種虛假廣告在源頭上就應該被查處。

　　代言不是演戲，廣告更不是謊言的代名詞。明星應該為自己在廣告中的言行負責，這種負責不是保證產品以后不會出問題，而是必須保證言語與事實的相符。美國的規定是代言廣告必須是“證言廣告”和“明示擔保”，廣告代言人是商品推薦者也是商品證明人，是產品一定時間內的實際用戶和直接受益者，證詞要真實無誤，否則就和出庭作證說謊一樣，應該直接受罰。我認為明星代言廣告就應該是這樣的，唯其如此，追究明星責任才顯得公平，明星本人也才會更加慎重地對待代言，并且不會為承擔責任感到冤枉。盛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