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權中的復制權還好明白，而對作品的表演權，比如電臺播放音樂節目或者商場等營業場所播放的背景音樂，商家則比較陌生，所以他們最不能理解，為什么花錢買了CD或者卡拉OK帶，還要支付別的費用。

　　但是，使用音樂作品的商家應向版權人支付報酬，是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的。根據2001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他人未發表的作品，應當取得著作權人許可，并支付報酬。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他人已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但應當支付報酬。第四十三條這樣規定，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已經出版的錄音制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但應當支付報酬。

　　不過該法只規定了付費的應當性，卻沒有如何付的法律規定，而是在第四十三條中以一個授權性規定留下了“尾巴”———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著作權法》修訂已經過去8年之久，但是具體支付報酬的辦法仍然沒有出臺。

　　因此在新修訂的《著作權法》實施多年以后，特別是隨著著作權保護宣傳力度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商家已經能夠接受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的說法。雖然他們早已習慣免費享用這份“午餐”，可是當音著協這樣的組織上門討要時，他們的第一反應不再是“為什么要交”，而是“為什么要交給你”?

　　要說音樂作品使用商的這一轉變，也離不開音著協和音集協多年的努力。不過這一轉變不但沒有給音著協和音集協的收費工作帶來便利，反倒給它們帶來了“身份危機”。

　　分歧：誰來收，怎樣收

　　音著協在收費過程遇到最多的反詰是:你們是干什么的?憑什么交給你?

　　音著協的理由也很正當，我們是經過授權的。這里的授權是音樂作品權利人的授權，也就是說音樂作品著作權人授權音著協代表他們去向使用商收取報酬。

　　法律學者認為，這樣的授權是一種民事行為，因此音著協向使用商收費的行為不是依職權的行政管理行為。

　　對此，屈景明并不否認。他的說法更直白，其實我們和賣白菜的商業行為一樣，都屬于民事活動。

　　但是，很多質疑來自于，音著協的很多言論和行為表明，他們不是一個單純的民間組織，他們的收費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民事行為。

　　在音著協的官方網站上，可以看到這樣的介紹。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成立于1992年12月17日，是由國家版權局和中國音樂家協會共同發起成立的目前中國大陸唯一的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專門維護作曲者、作詞者和其他音樂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的非營利性機構。

　　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是經國家版權局正式批準，于2008年成立的我國唯一音像集體管理組織，依法對音像節目的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實施集體管理。

　　從“唯一”、“集體管理”這樣的措辭和設立機關的官方背景看，這兩個組織帶有很強的行政色彩。而且，在很多場合，音著協的工作人員以強調自己是國家版權局批準成立的國內唯一的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來論證其合法的收費主體身份。難怪會有商家把他們的收費行為視作行政管理性質的收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