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覺揚州夢。王小波去世十年，如果我們對他的認識依舊停留在“思想普及者”這一角色，實際上遮蔽了王小波的價值。王小波卓異并且屹立于這個時代的，是他的小說，不是他的思想。別管他想的，去看他寫的吧！

　　今年是王小波去世十周年，媒體和網絡又掀起新一輪的紀念高潮。紀念之主角，與其說是已逝者，不如說是未亡人；紀念之目的，或者寄托哀思，或者抒懷感世，其針對的，永遠是自己，是當下。

　　紀念的“三段論”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說：“(王國維)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其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其說是表述王國維，不如說是“澆胸中之塊壘”。魯迅在去世前四個月寫出《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這大抵可以看做是魯迅對自己一生的總結。

　　中國近百年的作家，生前寂寞，死后備極哀榮者不多，魯迅和王小波可以算是。魯迅生前多次慨嘆自己的寂寞，而在去世后的幾十年間，成為一面旗幟、一尊塑像。王小波生前知音無幾，作品的出版屢經坎坷，在死后卻產生了一大批粉絲、“門下走狗”。

　　魯迅死后，被定義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王小波死后，被形容為“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家”。這兩種定位，都是“三段論”，三個臺階，步步高，為以后的紀念和闡釋定下了基調，畫好了圈。

　　在關于魯迅的定位中，潛藏著一個價值判斷：革命惟大，思想次之，文學老三。

　　然而，對于今日的讀者來說，魯迅的價值，更多體現在他的小說中(其所呈現的單個的人的孤獨和脆弱，跨越時代)，而不是他的“檄文”———魯迅先生留在文學史上的業績，要遠遠大于他留在思想史和革命史上的。

　　在關于王小波的紀念中，我們也屢次看到紀念文章侃侃而談著他的隨筆、思想、行為和由此構成的隱喻光環，而缺少對他的小說的細致分析、精深認識、精妙闡釋，所有的只是非專業的泛泛而談。可以說，“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家”遮蔽掉了作為小說家的王小波。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和《萬壽寺》，是中國文學在20世紀后半期最重要的收獲之一，給中國文學帶來了喜劇這一文學體裁———王小波類似于法國的拉伯雷，通過對熱情和智力的巧妙運用，開拓了中國文學。

　　思想家淡出，小說家凸顯

　　文學批評上有一個說法，“作品完成，作者已死”。從這點來看，如今對王小波的諸多闡釋，并沒有說明王小波的面目何在，而是說明了當下時代和讀者對王小波的需求。

　　當下的時代，一方面，人們對文學的熱情依舊高漲，另一方面，人們對文學懷有諸多不滿。中國的當代文學固然有不如意之處，但是對這些“不如意”的分析被簡化成體制問題，讀者近十年來對文學的諸多指責，實際上和社會大眾對社會問題的看法是一致的。讀者由此對體制內的作家和作品，產生了不信任感、不親近感。

　　在這個時候，王小波作為行走于體制外的“放逐者”，身家清白，和固有的文學圈沒有瓜葛，其作品的實驗性和獨特性，使他擁有了一大批樂于模仿并且對這一“放逐”感同身受的粉絲。

　　近十年的中國社會，大眾意識逐步開放，一些普世的理念、“常識”獲得傳播，傳播途徑也日益多元化。

　　王小波承擔了一部分“普及常識”的作用，充當著二傳手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他的傳播功效被放大，既因為其方式通俗易懂，也因為其文采斐然，更因為其優秀小說家身份。作家講道理比學者講道理聽眾多，一方面是作家會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讀者固有的思維習慣，要從文學中尋找思想和教誨。

　　中國有“詩言志”的說法，流傳了幾千年，強調文學必須有思想，并且被思想所籠罩。這種說法固然沒錯，但一統天下，成為衡量、閱讀、闡釋文學的標準，就會一葉障目。對于個人來說，思想珍貴，尤其是“自由之思想”，是作為單個的人能夠屹立的基礎。一個時代不能缺少思想者，因為他能夠就這個時代提出問題。但讀者必須認識到，文學有著它的獨特性，它不承擔“指路明燈”的角色，甚至也無益于身心健康，僅僅是文學而已，是好看而且百讀不厭的小說、詩歌，不是“時代傳聲筒”，不是“社會照妖鏡”，也不是“思想百寶箱”。

　　十年一覺揚州夢。王小波去世十年，如果我們對他的認識依舊停留在“思想普及者”這一角色，實際上遮蔽了王小波的價值。王小波卓異并且屹立于這個時代的，是他的小說，不是他的思想。

　　別管他想的，去看他寫的吧！

　　□王文佳(廣州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