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上午，深圳書城中心城，身穿深色休閑西服的李安坐在沙發(fā)上，雖一臉倦容，但仍是盡量挺直著腰，為熱心的影迷與讀者簽售《十年一覺電影夢·李安傳》。

　　據(jù)了解，《十年一覺電影夢》是李安的第一部傳記，也是迄今為止他認可并授權(quán)的唯一一部傳記。該書以第一人稱口述的方式，講述李安電影生涯第一個十年的電影之夢。書中回顧了他的成長歲月，從每部電影的創(chuàng)作用意，及到對東西方文化的思考以及人生感悟等等。

　　《十年一覺電影夢》5年前就已經(jīng)在臺灣出版繁體版。人民文學出版社責任編輯陳陽春告訴記者，簡體版從聯(lián)系版權(quán)到出版歷時近兩年，因為期間李安忙于拍攝《色，戒》，只能擠出時間來審稿，而簡體版對繁體版進行了不少修訂。李安不僅逐字逐句審訂，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并親自撰寫簡體版的序言。

　　簽售會后，李安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在自己的作品中，無論是家庭中的父子代溝，還是東西文化的沖突，個人的情感關(guān)系，都會體現(xiàn)出“顯性”與“隱性”的交織，這也是他從“成長”中學習到的。

　　晶報連載版曾于今年10月22日至11月10日，選載過《十年一覺電影夢》。

　　　　訪談

　　　　是“感覺”不是“一覺”

　　晶報：為什么會給自己的傳記取這樣的名稱？

　　李安：記得這本書寫到最后一章，一天早上醒來，我滿腦子都是電影的事情，整整做了十年的電影，真像是“十年一覺”，是“感覺”，不是“一覺(jiao)”。拍電影讓我風光過，也有不踏實的感覺。這里面有“名”的虛浮，也有拍電影時的深沉，就像“做夢”一樣。其實，拍電影的過程是做戲，但這是通向內(nèi)心深處的真實。

　　晶報：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你是如何通過電影來體現(xiàn)的？

　　李安：從中國的傳統(tǒng)、精神和態(tài)度來說，我在電影里面有“還原”�，F(xiàn)在的中國變化太快，在電影里可以放進我的夢想以及憧憬。

　　作為一個電影人，我在拍片的時候，并不會是去想到我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問題，或者我是一個東方人就會要怎樣怎樣。一直等到我在拍攝《理智與情感》時，我開始注重畫面，所謂“東方”的東西才出來。也就是說，電影是一門“聲光”藝術(shù)，是要靠視覺化的語言去處理。這從最基本的象形文字就體現(xiàn)出來，而東方的自然中也充滿了蒙太奇式的畫面。

　　電影記錄“成長”歷程

　　晶報：從《推手》到《理智與情感》、《綠巨人》，再到《斷背山》和《色，戒》，為什么你的影片會呈現(xiàn)這樣的“跨越”式？

　　李安：在我的電影里，的確是有這樣不同階段的“跨越”。這主要體現(xiàn)我在電影中“成長”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對電影很“貪心”。除了有別人付薪水我可以拍片外，這里面就有許多很好玩的事情。另一方面，當我拍完一部電影，就會有厭倦出來，包括對題材、各種情景的模擬，就會有想往外的延伸。像拍《綠巨人》、《斷背山》，事實上我都出于“好奇”。尤其是在拍《臥虎藏龍》時更是個轉(zhuǎn)折。我發(fā)現(xiàn)，人有很多的東西，要么是被自己給蓋住，要么是自己不敢流露出來的。而這吸引我從外向內(nèi)探尋，體現(xiàn)出既有“顯性”又有“隱性”的交織，這也是我在“成長”中學習到的。

　　《色，戒》人物確有參照

　　晶報：《斷背山》、《色，戒》，究竟是什么吸引你去拍攝這類影片？

　　李安：我看了《斷背山》的小說，深受感動，所以拍了這部影片。記得我當時讀張愛玲那篇小說的時候，心里想“她怎么會寫這樣的東西，而且也是一個不太可能的故事。”吸引我的就是這個題材，以及這個故事所揭示的殘酷性。我“活”在張愛玲的世界有一年多時間，就好像她設(shè)計了一個陷阱，然后我鉆進去。我拍這部電影的時候，很怕，像有鬼魅進來一般。

　　事實上，張愛玲的《色，戒》猶如一部“狂想曲”，在她的小說里面有種“沉淪”的東西。盡管張愛玲并不被認為是什么大文豪，她所描寫的世界讓別人無法給她作出什么評價，但她以女性的感覺和敏感去“解構(gòu)”她生活的那個時代。換個角度說，正是她“勾引”出人性上的脆弱、殘酷、壓抑。

　　所以在拍情色場面時，“性”是有關(guān)心理層面的事情，我不斷在揣摩不同人物的心理世界，同時也參照了很多文本資料。像易先生，我參照了胡蘭成、戴笠；王佳芝，我則參照了張愛玲。(曾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