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崔健的存在是有意味的事情，而崔健現象則顯得意味深長。

　　這幾年看來看去，我看崔健很像一把裝進鞘里的刀，這把刀被懸掛在一個不被人記起的地方。

　　崔健如同躺在鞘里的刀，除了收斂住鋒芒和光澤，也開始銹蝕，他的力量漸失。

　　把崔健跟廣大的人群隔開，把崔健的搖滾音樂從生活中取消，這是多年來很多人努力的一個目標。現在這個目標實現了，普通的非音樂化的年輕人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崔健，對他的音樂和他經由音樂表達的思想日益隔膜甚至形成深闊的代溝。而崔健自己也在被隔離和遺忘中忘卻了自己本來的樣子。

　　現在的崔健更像一個閑適的名士，一個音樂名流，出入各種時尚PARTY、流行聚會，他的活動和表演空間被限制在幽暗的酒吧、富人俱樂部和小資娛樂場。

　　曾經崔健震撼過如我這般的普通人。他借用音樂的形式表達他尖銳的思想，搖滾音樂是使他的思想表達更徹底更決絕的一種利器。我記得當年聽到一個評論家說：“崔健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杰出的歌者，也是最杰出的詩人。”為這句話，我對這位評論家懷有長時間的好感。

　　不能跟更廣大浩瀚的人群接觸，我認為是崔健作為一個搖滾音樂家的遺憾。在他能夠跟人群接近的時候，我們看見過歡騰的盛況。那時崔健體驗著音樂家跟他的聽者在一起的幸福，如同政治家跟他的選民在一起的幸福。那樣的場景出現在1960年代約翰·列儂的歌唱中，出現在1970年代鮑勃·迪倫的音樂里，也出現在1980年代崔健在中國巡演的征途中。與搖滾音樂先驅者不同的是，崔健跟他的聽者在一起的時間是短暫的，他只是短暫地體驗了作為一個歌者的幸福。

　　搖滾音樂本質上是人的激情和活力的表達，它的意義不止是音樂的，也是文化的。

　　1969年8月在紐約的伍德斯托克搖滾音樂節上，有40萬人參與其中，這樣的場景在歐美青年文化中成為日常的景觀。有人說，那些具有標志性的藝術家的變遷其實也映照了時代的變遷。

　　現在因為經常在各種場合見到崔健，我的感覺趨于平淡。即使在他演出的時候，除了看到他紛繁而眩目的音樂技藝實驗，思想的力量日益減弱，崔健的音樂語言從時代的心臟退出，變成個人官能的表達。就像他在歌里唱道：

　　光禿禿的刀子它放著光輝／照得那個老頭子露出恨悔

　　他緊皺著眉，他還撅著嘴／不知是憤怒還是受罪。

　　現在的情形很使我憶念當年初見崔健時的情景。

　　1996年的晚冬，我在北京工體附近一家酒吧見到崔健的時候，我記得我渾身因激動而顫栗。

　　那時候我聽見過崔健的搖滾樂回蕩在中國城鄉的車站、碼頭、廣場和工地。崔健狂暴的樂音和他深切的吟唱經常出現在混亂而喧囂的街道，在洶涌的成群的民工和勞碌的商販以及貧窮的學生中間廣為流傳。我見到崔健的時候是他長久離開舞臺和人群的時候，作為一個音樂人，他被禁止在公共場所演出。劇場、音樂廳、電臺和電視中都不能出現他的音樂。

　　我認識過一個在礦區長大的歌手，他和我一樣迷戀崔健的音樂，但最后死于礦井窯頂坍塌。我的兄弟被砸斷下半截身體，臨終的時候身上覆蓋著一塊紅布。而他生前最熱愛的是崔健的《一塊紅布》。

　　看見崔健的時候，我安靜地坐在離他數米遠的地方，我滿懷敬意。

　　崔健在酒吧的一個角落里慢慢呷著酒，他的手邊放著一扎又一扎黑色的泛著泡沫的啤酒。

　　有幾個男人和他在一起，他們安靜地說話。我沒敢打擾他，只是懷著內心的敬意默默地注視他。

　　我替我的死于礦難的兄弟在內心里問候他，向他致意。

　　那天，在酒吧要打烊的時候，崔健走上酒吧的樂臺，他從隨身的包里取出他的小號。

　　我看見崔健手持他的小號跟一個吉他手玩兒，他吹動小號，尖利而高亢的號音伴著電聲吉他彈奏出的樂音在酒吧里恣意回響，我看見在那時酒吧的客人漸漸散去。

　　崔健坐過的那個位置空落，他喝過酒的痕跡被侍應生抹去。(夏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