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琴童眾多，遍地開花，從小在音樂考級、升學加分的壓力和誘惑下，鋼琴成為孩子敲開日后生路的一塊敲門磚。在如此功利的音樂教育背景下，郎朗的成功，無疑成為了琴童和家長效法的楷模，為我國這樣持續(xù)高溫不下的音樂教育錦上添花，或曰火上澆油。

　　性格張揚、技藝高超的鋼琴家郎朗，如今成為了音樂界的寵兒。他年輕有為天才式的成功，讓許多家長和孩子們羨慕，被譽為鋼琴王子。我國琴童眾多，遍地開花，從小在音樂考級、升學加分的壓力和誘惑下，鋼琴成為孩子敲開日后生路的一塊敲門磚。在如此功利的音樂教育背景下，郎朗的成功，無疑成為了琴童和家長效法的楷模，為我國這樣持續(xù)高溫不下的音樂教育錦上添花，或曰火上澆油。

　　有意思的是，最近在北京國際音樂節(jié)的大師課上，郎朗離開鋼琴本身而手舞足蹈上躥下跳，將上課變?yōu)楸硌荩�讓孩子們驚訝，也讓孩子們笑聲不斷。顯然，這樣另類的上課方式，可以被指責為無意的嘩眾取寵，卻也可以說是對我們當前鋼琴教育有意的一種反撥，郎朗曾經(jīng)身在其中，深知利弊，而摸準了孩子們的脈。不過，天真的孩子和望子成龍的家長，可以將這樣的授課當成整體鋼琴教育中的一種調(diào)節(jié)，或一點花絮，但如果以為僅此而已就可以增加自己的幻想力，進而能夠平步青云如郎朗一樣天生我才必有用，那可是在拿自己開玩笑，或者說是拿郎朗所演繹的幻想當真了。我國當今的藝術(shù)教育當然有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但將藝術(shù)教育游戲化和娛樂化，同樣應(yīng)該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

　　同樣應(yīng)該引起我們警惕的是，藝術(shù)教育中明顯的功利色彩在明目張膽的大行于市，完全背離了藝術(shù)教育自身。在這方面，郎朗自己“落花無意”，但他的父親卻是“流水有情”。還是在北京國際音樂節(jié)上，朗朗的父親緊緊跟隨在兒子的身前身后，分享孩子成功，也竭盡天下可憐父母之心。他不僅充當保鏢的角色，而且擔綱私人攝影師的角色，走到哪兒，照相照到哪兒，那一次因此而惹得巴倫博伊姆的不滿和呵斥。

　　郎朗的父親，讓我想起匈牙利著名的鋼琴家李斯特的父親亞當·李斯特。同樣是為孩子，在李斯特不到十歲的那年，他就變賣了家產(chǎn)，傾其所有，帶著李斯特從家鄉(xiāng)來到當時歐洲音樂圣地維也納，拜師求藝學鋼琴。他像是一只大鳥，始終用自己的羽翼馱著小李斯特四處起飛和降落，每場李斯特的演出，他一樣也是必到無疑。他終于找到了當時歐洲最好的鋼琴老師車爾尼，盡管他最初也遭到了車爾尼的呵斥。最后他和李斯特又如愿以償見到了當時音樂界的頂級人物貝多芬，而使得李斯特在14歲那一年獲得非凡的成功。李斯特的成功，當然主要是他的天才和努力，但也不可否認車爾尼和貝多芬的作用。

　　因此，郎朗的父親也是可以理解的，望子成龍是我國家長傳統(tǒng)的心理，本身是可以理解并應(yīng)該值得尊重的，不應(yīng)該遭到責備。攀附大師以借水行船，也是人們普遍的潛在心理和意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郎朗的父親，只不過是我們許多家長的代表之一。值得警惕的是過分的功利，便容易將孩子的心銹蝕，誤以為藝術(shù)就是名利雙收的捷徑，藝術(shù)家成為了走秀的明星。

　　在一個越發(fā)物化的社會里，人們的需求越發(fā)變得實際、實用而實惠(我稱之為“三實”主義)，當然，這沒有什么不好或不對，緊張而繁忙又充滿種種不公乃至邪惡的生活，擠壓得我們不得不這樣變成了卡夫卡筆下的蟲子一樣，只會匍匐在地蠕蠕爬行。在這樣日復一日的慣性生活之中，惟有藝術(shù)能夠與這樣的生活拉開距離；在藝術(shù)中只有音樂最不帶功利色彩，而以它最為純正的浪漫主義和我們的心靈相通相融。而這正是對于孩子從小抓起的藝術(shù)教育的要義和目的，我們不可忽視和背離，不要亂花迷眼，被暫時耀眼的東西所迷惑。

　　□肖復興(北京 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