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以后，我一直沒有過自己的愛人。

　　盡管追求我的男人更加成群結隊：高干子弟、海外富豪、中國文藝界乃至社會各界的佼佼者，還有許許多多的男性觀眾……

　　當時的我，年輕、美貌，隨著《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兩部影片的拍攝和放映，我聲名鵲起，成了海外唯一認識的大陸女演員。這兩部影片在香港放映時，影院門口排起長隊。臺灣觀眾專門坐飛機到美國、到香港、到日本去看這兩部電影，因為當局不允許在臺灣放映這兩部在大陸拍攝由大陸演員主演的影片。

　　在日本，《火》、《垂》二片被剪為一集，取名為《西太后》，更是轟動了日本的大街小巷。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婦女，一遍又一遍地排隊觀看，我扮演的西太后形象一時布滿了世界的許多角落。

　　我一下子變得更加熱鬧非凡。

　　有人帶信給我，他的在美國的朋友請他聯絡，只要能與我見一面可以出一百萬美元；

　　美國、法國的大學給我獎學金，請我去美國、法國讀書；

　　有朋友鼓勵我去海外定居；

　　有人提出條件，只要我能名義上是他的女朋友，每個月陪他吃幾次飯，一年給我一千萬港元；

　　我的朋友勸我時常去海外走走，只要隨便走動一下富豪們會紛紛送錢給我，出去一次收幾十萬美金是閉著眼睛的事；

　　我總是收到從國外寄來的禮物：衣服、化妝品、首飾之類……

　　香港有報紙開玩笑說：“看來劉曉慶不能隨便開口說話，只要一說話就會收到她要的東西……”這是指有一次香港記者去北京訪問我，問我現在怎么樣？我說還好。只是很苦惱不能上街，有人圍觀。在屋里呆著沒有電視，很寂寞。這篇講話被登在報紙上。過不了多久，一臺二十英寸的電視機就從香港寄到了北京。后來又有一次香港記者訪問我，問我平時打不打麻將？我說正在學，興趣很濃。幾天后，收發室通知我去取包裹，打開一看是一副精致的麻將牌……

　　對這一切我全部都是一笑了之。東西收到也不言謝，打開用就是了。我目前存在的問題是錢和禮物不能解決的。

　　全國的報紙都在對《我的路》進行批判，我仍然在受到誤解和攻擊，除了生活作風問題外又成了“個人奮斗”的典型。

　　最苦惱的是，我沒有房子住，成天東晃西逛我已經煩透了。總不能再說一句話登在報紙上，從香港給我寄棟房子來吧？錢也買不到房子。那時候沒聽說過房子還可以買。

　　北影廠曾給我分過房子。本來由于我對電影事業的貢獻，要分給我一套房子，可全廠的人都提意見，說我就一個人，一個戶口，廠里許多職工幾代同堂……于是給我分了一間舊的屋子，和另一家人合住一個單元，共用一個廁所和廚房，理由是這樣好有人“看著我”，防止我干環事。

　　就這間可以“看著我”使我“改邪歸正”的房子，由于我去出外景沒有及時搬進去，回來時就已經被人撬開鎖住進去了。住我房子的那家人我至今沒有與他們見過面，只聽說是三代同堂的北影老工人。本來廠里說可以把他們趕出去，我一想起自己沒有房子流離失所的苦衷就說算了吧。一個人畢竟好辦，人家一家幾口不能到外面去喝西北風。

　　討論來討論去，廠里決定把一套一直爭執不下懸而未決的房子借給我住幾個月。廠領導一再向我強調說只是“借”。我說：“哎。”“先暫時住幾個月，等你結了婚再說。”廠領導接著安慰我。“行，結了婚再說。”我答應著。

　　結了婚再說？什么時候結婚？到哪里去結婚？跟誰結婚呢？

　　在離婚前，原以為反正追求我的人排成隊，離了婚想結婚隨便挑一個就是，誰知道等離了婚打起燈籠一看，才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整個社會離婚率太低。離婚率低得根本談不到選擇。在那個時候，像我這樣敢于離婚的簡直鳳毛麟角。沒有結過婚的男人都是些楞頭青。想要有男朋友只有在結了婚的男人中間找。

　　開始時我并不在乎，世界上每個人都有愛和被愛的權利，不管對方結婚沒結婚總之我們公平競爭。反正我不喜歡婚姻，也不想再結婚了。既然不想結婚我也不要對方離婚，在一起開心就很好。

　　報紙上又在開展批判家庭里第三者插足，報紙總是這么忙碌，不停地批判這批判那。趕快檢查一遍自己，覺得嚴格說來還不算是第三者，我又不想要別人的老公。

　　日子一長，問題來了。我總得偷偷摸摸，在人面前要假裝正派，純潔，就像沒有那回事一樣，很累。另外，一到過年過節或是生病什么的重要日子，對方一定不在你的身邊，而是與他的老婆孩子在一起，這根本違背了我的凡事光明磊落、我行我素的個性。我心里開始不平衡。

　　于是向對方提出要他們離婚的問題。

　　你猜怎么著？別看他們愛我愛得好像如醉如癡，含在嘴里怕化了，握在掌心里怕飛了，為了我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哪怕是赴湯蹈火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可他們就是不敢為我離婚。

　　沒有人為我去離婚。盡管我如花似玉、柔情萬種，盡管我聰慧、善解人意、年輕美貌并且有名。沒有用。離婚太復雜了。他們害怕并且也會在這相當于死一條命的離婚大戰中間失去聲譽，失去前途，失去一切，然后再失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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