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鞏俐改國籍，不值得大驚小怪

　　鞏俐又惹爭議了。這一次引起爭議的不是她的影視作品，而是她的生活。在她宣誓成為新加坡公民之后，來自各方面的輿論又把她送到了“不愛國”的審判席上。

　　在炮轟鞏俐改變國籍時，有論者站出來批評這種炮轟是一種狹隘民族主義的體現。是不是民族主義我不知道。但是在各大門戶的這條新聞的網友評論中，“滾吧”是一個最常見到的關鍵詞。既有些無可奈何，又有些憤懣不平，一種文化挫折感躍然網上。

　　在法律規范下，個人選擇的自由一旦被賦予，就應當受保護。從當年明星嫁給老外時遭到的唾棄，到如今明星改國籍的集體憤怒。文化挫折感多少年來，依然沒有改變。在這種文化挫折感面前，公眾人物是沒有選擇的。比如網上有一項“你能接受中國明星加入外國國籍嗎”的民意調查，支持明星加入外國國籍的人寥寥可數。

　　問題在于，國籍是一個人身份認同的基本符號，卻不是一種文化成功或者失敗的象征。即便是改變國籍，藝人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仍然忠實反映社會的審美。更何況當我們今天談起中國文化的多樣性時，我們并不止需要一個鞏俐。我們沒法只允許成龍在好萊塢成名，不允許鞏俐在新加坡落戶。

　　現實一點說，每一位演員成為外國人都有各自的選擇自由。這種自由本身沒有價值高下之分。所以將來如果朱莉婭·羅伯茨加入中國國籍，也一樣無需得到文化挫折感的批準，更不必彰顯作為中國公民的巨大吸引力。

　　所以，如果鞏俐成為新加坡公民，而不涉及她曾經擔任的人大政協職務，也不違反我國相關的國籍法規，更沒有偷稅漏稅，甚至今后因為拍戲而在北京長期客居期間也能夠依法辦理相關手續，那么我寧愿只是這場文化挫折的漩渦中，一個旁觀者而已。

　　□石嘉(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