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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末年初，國產大片的不俗票房和口碑，讓觀眾看到了電影的希望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陳鵬

　　新年伊始傳來好消息：周星馳瀝血3年的科幻巨作《長江七號》即將一飛沖天，周杰倫的《大灌籃》也將引領“80后”度過一個勁爆的春節；緊接著是趙本山的《龍過鼠年》、阿甘的《大電影2.0》以及英達的《鴻運高照》等熱熱鬧鬧的喜劇賀歲片。

　　而從2007年11月以來的短短3個月，幾部國產大片的票房和口碑，讓影迷們看到了華語電影的新希望。

　　內地大片的歷史應該追溯到2003年，張藝謀以《英雄》追隨李安的《臥虎藏龍》，一頭“撞開”華麗的大片之門。回過頭來看，這部大片是張藝謀的轉型之作，也是中國電影史上一部無法繞開的“另類電影”，它樹立了幾條大片法則：最大限度的投入、不遺余力的炒作、夸張絢爛的MTV式的鏡頭語言、概念先行、淡化人物、發生在古代并且肯定展示符號化的“中國功夫”。

　　盡管《英雄》遭到不少非議，但它對好萊塢大片工業生態的挪用還是很先進。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尹鴻認為，《英雄》的意義即在于確定了大投資、大制作、大營銷、大市場的準好萊塢式的電影范例，這“四大”導致中國內地大片追求制作和營銷規模的最大化，必然降低影片的“文化折扣率”，使之能夠進入國際市場。

　　后來的《十面埋伏》《無極》《夜宴》《七劍》《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基本沿著《英雄》的路數往下走，大部分影片的夸張和鋪排與《英雄》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如尹鴻所分析的，“必然降低文化折扣率”使內地大片“觸目驚心”：過分蔑視情節，故事和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觀眾的過分蔑視。

　　從2006年開始華語大片悄然流變，攪局者不再是內地大導，而是諳熟故事、煽情、商業的一批香港同仁，他們悄悄倚仗內地資源和合拍片的先天優勢，打造出更為樸素耐看的大片，這批導演包括陳可辛、徐克、張之亮、杜琪峰、許鞍華等人，尤其徐克的《七劍》和張之亮的《墨攻》，一反常態地樸實、厚重。故事未必無破綻，但他們的故事不是憑空捏造，至少是依托已經過漫畫、武俠檢驗并得到認可的故事作為藍本。即使如華麗的《如果·愛》也創造性地亮出了“中國首部歌舞片”這樣的招牌，編劇也啟用了杜國威、林愛華兩大高手形成雙保險。此外，香港導演始終沒有放棄塑造人物，講述人性，于是觀眾至今還記得《七劍》中陰鷙暴躁的風火連城，也記得《墨攻》的革離是何等從容淡定。

　　經過一批導演的不斷嘗試，2007年的華語電影似乎幡然夢醒。尹鴻將之形容為“向情節劇樣式、單線索的常規敘事、封閉性敘事”回歸，因為中國觀眾似乎還是不愿意接受更多的電影假定性和多樣性。這或許是“后大片時代”的特征之一：還是要讓電影好看起來。

　　比如陳可辛的《投名狀》把華語娛樂片提升了一個層次，這部講述兄弟反目的動作電影匯聚了一切大片要素：大投入、大明星、大場面。觀眾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痛快淋漓的粗糙彪悍，遠比浮夸華麗的修飾和鋪張震撼得多，那種冷兵器的貼身肉搏很容易讓人心驚肉跳。當然，這部電影也不忘把鮮明的人物端到觀眾面前，比如首領龐青云就比《無極》里的光明大將軍讓人信服得多了。

　　年末的《集結號》帶給電影市場更大的波瀾。這是一部講述一個士兵而不是一個戰斗英雄的戰爭故事，它試圖從高大全的、非黑即白的傳統戰爭影片模式里掙脫出來，埋頭思索小人物與戰爭的關系，著力塑造一個算不上英雄的英雄。這種“小人物”更便于展現真實平凡的人性，也更容易引起當下觀眾的共鳴。電影的各個橋段也像馮小剛以往的喜劇電影那樣絲絲入扣，又讓人揪心。觀眾對《集結號》的認可也是對劇情故事的根本認同，從中我們不難窺探出，未來國產大片可能依然循著“單向敘事”這樣的經典樣式穩步向前。

　　接踵而至的賀歲片和中小成本電影無一不在踐行好看的路數，尤其《龍過鼠年》《大電影2.0》這樣中等成本的賀歲電影，更是得益于過去《瘋狂的石頭》《愛情呼叫轉移》的啟迪。

　　綜合來看，“后大片時代”的重要特征不外乎：更結實的語言(《投名狀》《集結號》的臺詞無不干凈利落)、更精彩的故事、更可信的人物、更真實的環境。當然，大投入、大場面、內地和港臺的全面聯手也缺一不可。

　　盡管尹鴻開始擔心，國產大片的“回歸”沒準會以喪失國際認可的某種標尺為代價，但誰能否認，電影越來越好看是中國影迷的幸事，也是華語電影的幸事？而張藝謀們此前的付出也不是沒有積極意義，他們在恢復國產電影票房信心的同時，也在警示后來者如何才能躲開觀眾的叫罵聲。

　　加上賈樟柯、張揚乃至第六代們，2007年的精彩收官，已經讓人們聽到了華語電影的昂揚步點；《長江七號》《龍過鼠年》《大電影2.0》的跟進，則為一曲華麗的前奏增添了幾抹動人的亮色。我們有理由相信，更加審慎與理智的“后大片時代”必將催生一大批更出色的好電影。□